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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戈:湖南精神可谓“内圣外王”矣

字号: 2012-08-09 04:54 来源:大同思想网 作者:枕戈 访问量: 我要评论()

近日从红网看到湖南精神2选1的公告,一条是“忠诚担当求是图强”,一条是“心忧天下明德致远坚韧务实敢为人先”,本人感到非常欣喜。

一是因为本人也参与过“湖南精神”的探讨,写作过关于“湖南精神”的文章,知道“湖南精神”的出炉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辩论过程,这四个词语看似简单,实则逻辑非常严密,而今“湖南精神”即将瓜熟蒂落,我自然是欣喜非常;二是“湖南精神”的蓝图已经越来越清晰了,也非常接近本人对湖南精神的理解和期待。

应该说,“忠诚担当求是图强”与“心忧天下明德致远坚韧务实敢为人先”是各有千秋的。其表述一个简洁明了、非常骨感、直达本质,一个则富有湖湘文化特色,符合湖南人的话语习惯。而且,两者也具有对应关系,“忠诚担当”对应“心忧天下明德致远”,“求是图强”对应“坚韧务实敢为人先”。

而且,从我这个长期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青年而言,这两条表述非常符合中国经典的核心内涵,一言以蔽之,“内圣外王”而已!即要求内心之神圣诚明,与外在的实践探索相结合,最终达到内外兼修、同时强大的效果。

这正符合近代以来湖南人的精神形象特征,也寄予了当下湖南人的期望!

但在这两条表述中,我更倾向于“心忧天下明德致远坚韧务实敢为人先”,因为它更有湖湘特色,更加血肉丰富,更能够让每个普通湖南人接受,所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湖南精神”亦是每个湖南人应当具有的精神。

何谓“心忧天下”?

从时间的角度,这表达了中国人自古至今的“忧患意识”,更是湖南人近代以来独具特色的精神特征。心忧天下不会过时,虽然当今世界“和平发展”是主题,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世界形势暗流涌动,中国周边环境不容乐观,没有永远的和平,只有永恒的忧患,所谓“居安思危”,“亡战必危”,这要求我们每个人在和平环境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惕。

从空间的角度,“心忧天下”表达的是小与大、个人与国家(天下)的辨证关系。这不是让我们好高鹜远,越厨代庖,追求假大空的事情,恰恰是从点滴小事做起,由小而大。古人早就有教导,“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发展好个人,建设好一个团体组织,建设美好湖南,即是为天下着想。

谁又能够做到“心忧天下”呢?当年左宗棠说“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毛泽东说“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这些伟人当年不过是一介穷书生,但他们却喊出了“心忧天下”,所以中华民族有救。只有每个中国人都能心忧天下,中国才能安如泰山,何惧他美帝日帝菲律宾越南诸小丑。

何谓“明德致远”?

在历史上,舜帝是道德文化的鼻祖。《尚书·舜典》称:“德自舜明。”《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舜帝曾在湖南大地巡游,在韶山、洞庭、永州留下很多传说遗迹。尤其在九疑这块神奇而美丽之土地上,一代伟人毛泽东曾挥笔写下了“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的壮丽诗篇。可见舜帝的道德文化曾深刻影响了湖南,远古的湖南是“明德”之乡。

在常德,有善卷传说。善卷为尧舜时隐士,舜继位后,听到很多关于善卷的事迹,由衷佩服,要将天下禅让善卷。他辞帝不授,归隐枉山(今湖南常德德山),德播天下,成为中国道德文化的一大渊源。《善卷祠记》留有“德山苍苍,德流汤汤。先生之名,善德积彰”之语,“常德德山山有德”之美誉也由此而来。

湖南有“明德中学”。明德创始人胡元倓道德人格极为崇高,发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宏愿,以“磨血”之精神办教育,使明德享有“北有南开,南有明德”的美誉。近现代闻人黄兴、陈天华、张继、陈果夫、周小舟、任弼时等都是明德校友,被历史学家誉为“辛亥革命策源地”。

当下提出“明德致远”,正好是对近年来片面强调发展经济和GDP崇拜的一种反思,因为不讲道德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一种混乱无秩序、尔虞我诈的经济,发展经济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所以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以《国富论》享誉世界外,同时还写有一部《道德情操论》,强调道德对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当下湖南正在搞“法治湖南”精神,但道德建设与法治湖南建设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和相得益彰的。“法治湖南”是制度建设,是从制度上遏止人们违纪乱法,强调程序公正、硬性执法;崇尚道德是人心建设,是文化建设,是从根本上培养人们的高尚情操,讲究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崇尚道德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途径。

何谓“坚韧务实”?

一个世纪前,陈独秀面对内忧外患的中国,首次提出并呼唤“湖南人底精神”(也就是“湖南精神”):“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湖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这样,历史上“湖南精神”之一被定位为“坚韧不拔”。

从曾国藩、左宗棠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带领湘军崛起,到后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抗日战争,面对强大的皇权专制和外敌入侵,湖南人在改良或者革命力量非常弱小的情况,从来都是抛洒热血、牺牲生命,奋发图强,成就了彪炳千秋的史话。

湖南人一方面性格“霸蛮”,坚忍不拔,但另一方面作风“务实”,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是湖南人经世致用学风的体现。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湖南人从思辩的心性领域,突入到实践的政治革命领域。从“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王夫之首倡“经世致用”,到“睁眼看世界”的魏源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到吴荣光创建湘水校经堂反对空疏之谈改革近代教育,到左宗棠苦心钻研山川形势和攻守之策取得收复新疆的千秋功业,一直到毛泽东的改造世界的强烈革命冲动。湖南人以经世济用之学开创的历史越来越辉煌。

“用无常道,唯变所适”。如果说湖湘文化最根本的核心就是经世致用,每个“世”代都有它特殊的“用”,经什么世就致什么用,那么今日之湖湘文化就要面对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激荡时代,关注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文明的建设。近年来“湘商”的崛起,如梁稳根开创三一集团、张跃开创远大集团、傅胜龙开创大汉集团等商业王国,湖南人从军事和政治领域进入到了经济商业领域,将创造湖湘文化的第三次复兴。

何谓“敢为人先”?

湖南虽然地处一隅,湖南人在某些历史时期也相当保守,但是一旦睁眼看世界,认准了某种真理,往往能够开风气之先,引领风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敢为人先”。蔡元培曾在《论湖南的人才》一文中写道:“湖南人性质沉毅,守旧固然守得很凶,趋新也趋得很急。湖南人敢负责任。”保守和开放,新和旧,在湖南人身上矛盾地结合起来。

因为湖南过去恶劣的地理环境,为了求得生存,湖南人形成了霸蛮的性格,并发酵出“敢为人先”的精神特征。一旦守旧,固然顽固到底,一旦开放,却比其它地域的人更加敢为人先。这种人说到做到,少有那种市侩气的滑头。

湖南人“敢为人先”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霸蛮性格赋予的决断能力,在于这种书生领军、领政的宏伟魄力。近代以来的湖南领袖人物几乎都是读书人,善于追求真理、接受新知,也敢于坚守真理。过去的书生形象往往是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湖南书生却是大异其趣,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而是“以行动见长”,把追求真理和实践行动结合起来。

“敢为人先”既包含了湖南人敢于行动的性格因素,塑造了湖南人虽身处一隅却在思想和行为上走在世界前面的果敢形象,也赋予了湖南人经世致用的色彩。

和平时期,湖南人是否还需要“敢为人先”,是否能够做到“敢为人先”?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处于“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湖南人能够“敢为人先”和“独占鳌头”就得益于这种新旧之变和中西之争,虽然当前中国已经结束了战乱,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制度变革领域,依旧处于空前绝后的“大变局”中,而且还会持续很久。

湖南人的“敢为人先”精神不会过时,只是其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必提着一旅兵去冲锋陷阵,不是轰轰烈烈地搞政治运动,抛头颅洒热血,而是在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市场经济制度创新以及体制改革方面,以更加理性、科学、温和的方式,进行“敢为人先”。三一、远大在科技方面的创新,电视湘军、动漫湘军、出版湘军在市场经济运作方面的创新,“法治湖南”在制度方面的尝试,是湖南人“敢为人先”的新表现。

在当下,“敢为人先”要处理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有所继承和有所扬弃,保守和激进的关系。“敢为人先”不是没有底线地践踏一切原则,颠覆传统而不知继承和建设,恰恰相反,在有些领域,要坚守原则,坚守人性和道德的底线。

今天,学习古人智慧,弘扬中华文化,重建中华道德,融合中西制度优势,在继承中进行制度创新,打破一百多年对西方文化和制度的迷思、迷梦乃至迷信,这可能就是一种新的“敢为人先”,湖南人应该在这种新的文化重建和制度建设中有所作为。

[稿源:红网]

[作者:枕戈]

[编辑:司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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