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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洪安,刘红科:政商之源出湖湘

字号: 2013-08-29 15:53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谭洪安,刘红科 访问量: 我要评论()

开篇语/近代以来,本来寂寂无闻的湖南人在军事上、政治上乃至思想文化上,都建立了惊人功业,但经商贸易一直非其强项,以至于传统湘商,脉络传承不甚清晰,现当代湘商,声誉卓著者寥寥。到底在中国近现代商业史上,湖南商人能否占据一席之地?我们且从源头细细探究。

1903年11月4日(阴历九月十六),长沙城西离湘江不远的保甲局巷,22岁的桃源人宋教仁、23岁的善化(今长沙城南)人章士钊、26岁的湘潭人刘揆一和29岁的新化人陈天华等十来个年轻人,悄悄办了一场生日宴。座中的“寿星”,是他们的老大哥,虚岁刚满30的黄兴,他也是善化人。

为黄兴庆贺生日只是借口,当天的聚会别有所图,即筹备成立一家宣称要兴办矿业的华兴公司,其宗旨为“同心扑满,当面算清”(扑满即存钱罐)。这家公司,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人所熟知的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

1热血商人救中国

“心怀不轨”的华兴公司采用了当时十分新潮的股份制,重要成员均称“股东”,所持股票即会员证。其主要资金由黄、刘二人筹措,核心会员也多有捐助。比如出身殷实地主家庭的黄兴,就变卖祖屋及田产近300石,父亲早年当过湘军乡勇的刘揆一,不惜破产借贷,慷慨拿出了4000多银元。

除了矢志反清的读书人外,华兴公司“大股东”中,确有名副其实的商人,曾是清末湖南商会首脑人物的禹之谟,即为代表。

据《湖南省志——人物志》记载,禹之谟是湘乡人,不到30岁时随湘军参加中日甲午战争,后因同情维新运动受牵连,被迫东渡日本,在东京及大阪等工业区学习纺织工艺和应用化学,结交留日革命志士,思想亦从维新逐渐转向激进。

1902年,禹之谟学成归国,自日本带回一套纺织机具到当时安徽省会安庆组装,成立阜湘织布厂。第二年回到湘潭,创办湘利黔织布局,随后迁厂长沙,获湖南巡抚赵尔巽所拨一大笔官款,规模得以扩大,所产布匹毛巾,质优价廉,畅销各地。这是湖南近代运用机器织布的开端,影响所及,省内不少地方创设了织布机坊。

此时在长沙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反清革命的黄兴,鼓动禹之谟加入华兴会。禹为人勇于担责,极具组织才能,深得湖南绅、商、学各界敬重,先后出任商会董事、教育会会长等职,时时在大庭广众下公开鼓吹革命。

华兴公司正式成立后,“入股者”很快扩张至四五百人之多,据台湾历史学者张玉法在《清季的革命团体》一书中统计,有名有姓流传下来的近百人,过半数为湖南人。

它的第一笔“投资”,不是开采矿山,而是花费了不下5万元,联络湖南秘密会党,准备于1904年阴历十月慈禧七十大寿时,在长沙发动反清起义。孰料行事不密,为清廷湖南地方官府预先察觉,黄兴等主要“股东”不得不亡命日本。

1905年8月,经孙中山、黄兴合议,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前后“运营”一年多的华兴公司接受“并购”,结束了它短暂而奇特的“政商”历程。

留在家乡的禹之谟受黄兴委托,筹建同盟会湖南分会,自任首届会长,还投身1906年春天爆发的粤汉铁路废约自办并争归商办运动。同年夏天,他率众在长沙为赴日后以蹈海自杀警醒国人的陈天华举行盛大公葬,实为公开政治示威。

禹之谟的激进行动让官府大为紧张,不久即以聚众闹事为由,将他逮捕,并于1907年2月处以极刑。据说,这个时年40岁的商人革命家临刑前慷慨高呼:禹之谟为救中国而死,为救四万万人而死!

2工业拓荒“湖南帮”

禹之谟就义四年多后,以华兴会势力为重要班底的革命党,终于完成了“扑灭满清”的伟业。

而此前四十多年,禹的湘乡同乡曾国藩,仍为面临崩盘的大清“中兴”殚精竭虑。1861年,与太平军多年的拉锯战中占得上风的湘军领袖曾国藩,在禹之谟实业之路起步的安庆,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家近代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

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上奏解释此举初衷:“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访募沉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即消灭太平军),可以勤远略(即抵御外侮)。”

一个半世纪过去,再细读曾文正公这段话,会发现它似乎并未完全过时。

安庆内军械所先以制造子弹、火药和枪炮为主。1862年,它造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木质轮船,1863年初起,又陆续生产各种劈山炮和开花炮弹。1864年曾国藩率军攻陷天京后,将军械所从安庆迁来,后并入金陵机器制造局。

不过,以卫道著称的曾国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求从属于湘军体系的安庆内军械所,完全不借助外国的力量。所谓“内”字,即指资金全靠湘军内部供应、产品全部供给湘军内部使用、技术力量完全来自中国国内,不与外洋器物及洋人有任何瓜葛。

因此,尽管这家官办企业聚集了当时中国最有能力的一批科技专家,如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以及上百名技术工人,但保守的管理思路,让它的产品总体上乏善可陈,后人甚至批评它“财政拨付经费,经营不为利润,产品不为交换”,能否称得上是近现代意义上的企业,还很成问题。

后来,1865年由曾国藩筹划,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实际承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设在上海),以及1866年由湖南湘阴人左宗棠(时任闽浙总督)筹划,沈葆桢(后任船政大臣)接办的福州船政局(设在马尾),皆大举引入洋人专家及外国机器设备,想方设法仿制借鉴,军工产品制造水平有所提高,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才算名实相符(马尾船政故事详见本报2012年8月27日D8版《“船政十三厂”浮沉》)。

但不管怎么说,曾国藩及左宗棠以一介儒生参政,挥师平乱之余,能为中国新型机器工业开一先河,成为近世“政商”之源,实在是历来工商业欠发达的湖南贡献的一大奇迹。

3徽商“克星”说陶公

再往前追溯数十年,清朝中后期率先提倡“经世致用”的改革派实干家陶澍,应该位列湖南“政商”第一人。

曾是林则徐老上级的湖南安化人陶澍,为官四十年,事迹甚多,大刀阔斧改革积弊甚深的两淮盐政,应是其中极重要一笔。

原来清朝沿袭明朝以来的“纲盐制”,即由若干富商充当“纲商”,把持盐引(食盐专卖凭证),其总头目称“总商”,代表官方主管各个散商。清中叶以前,先是陕西及山西商人,后来是迅速崛起的徽州商人,占据最大产盐区两淮的中心扬州,垄断盐业经营,得以富甲天下(详见本报2011年11月21日D7版《秦晋大贾战徽帮》)。

据今人湖南师范大学学者陈蒲清所著《陶澍传》记述,至道光十年(1830年)陶澍以两江总督身份兼两淮盐政时,“纲盐制”已实行数百年,纲商一家独大,督察官吏又只顾中饱私囊,导致盐价昂贵、民不聊生,且官盐滞销、私盐猖獗(因两者差价甚大),官府税收亏空、财政困窘(当时以盐税与农业税为主,几乎不征工商税)。

陶澍出台的改革措施包括:裁减官吏虚浮的办公费用,整顿松散的吏治,同时裁撤任意妄为的总商,严厉缉查私盐,并改善地方交通,疏通食盐销售渠道。总而言之,是尽量降低盐业买卖运输的成本,平抑盐价,官盐便宜了,老百姓就不会冒险去买私盐。

陶澍还在淮北试行盐票制度,取代盐引,即设局收税,人人可以申请运盐,不必经过纲商,彻底打破垄断。林则徐的好朋友湖南宝庆府(今邵阳)人魏源,就在陶澍幕中做事,据说这位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曾经请票运盐,实实在在赚了一笔钱。

改纲盐为票盐,实际上是打破官商垄断经济的初创之举。继淮北之后,淮南、河东(属山西)、闽浙等盐场也实施票盐制,盐民生活大大改善,且上缴了大量盐税,充实国库。

陶澍改革两淮盐政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凭借盐业专营辉煌数百年的徽商,自此走上下坡路。后来深得陶澍赏识的左宗棠,曾十分倚重“红顶徽商”胡雪岩,使胡氏一度红遍晚清官、商两界,但那不过是末路徽商的回光返照而已。

樊海英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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