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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行易:论“西王母所居之昆仑山”即湖南雪峰山

字号: 2015-11-13 22:45 来源:大同思想网 作者:周行易 访问量: 我要评论()

核心提示:综上所述,我们对西王母所居昆仑山地望进行了多方面论证,昆仑地望已经明了,而中华文明的源头也渐次清晰起来。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以“南蛮之地”看待湖南,看待雪峰山和武陵山区,这种认识必须改变。事实上,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中心在湖南。

周行易1,2

(1.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区域文化品牌研究中心,湖南长沙410003;2.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梅山文化研究中心,湖南娄底417000)

摘要:现代考古学、分子人类学、天文学及植物分布规律表明,西王母神话源头在南方,南岭及岭南地区即《山海经》所说的“都广之野”,湖南雪峰山即神话中的昆仑山,湖南洪江高庙遗址为神话昆仑山的宗教文化中心和西王母祭坛。高庙遗址出土文物亦证明:所谓昆仑神话,其实是中国的一段实际存在的上古史,据此中华文明史可追溯到7800年前。

Abstract: the modern archaeology, molecular anthropology, astronomy and plant distribution show that the myth of Hsi Wang Mu originated in southen China, Naling Mountains and the south of Five Ridges area namely “the wild of Duguang” in “Mountains-seas Book”.  Mount Xuefeng just is Kulun Mountain in the myth. The ruins of Hongjiang and Gaomiao are the religious cultural centres and the altar of Hsi Wang Mu in Kunlun mythology. The unearthed relics from Gaomiao also prove that the so-called Kunlun mythology, in fact is an actual existence i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ch accordingly dates back to 7800 years ago.

关键词:《山海经》;昆仑山;雪峰山;西王母; 中华文明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原始神话是探索文明起源的重要材料之一。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殷商时代算起只有3 600年,即便现代考古学证实新砦、二里头遗址为夏都,可证的中国历史也只有4 000多年,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有相当长的阶段还需要从神话传说中去寻找线索。

“西王母”作为中国神话系统中的祖母神,与中华文明起源关系密切。研究西王母文化,寻找西王母神话源头,对我们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将很有帮助。   

有关西王母的神话,主要记载在《山海经》《淮南子》《穆天子传》等古籍中,这些古籍明确记载西王母所居之地为“昆仑山”。但西王母所居昆仑山究竟何在,却颇有争议。

历史上一般认为西王母所居昆仑山在中原西北方,当下流行的“甘肃泾川”说、“青海湟源”说、“新疆天池”说,即这种观点的延续。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如蒙文通先生等认为西王母所居昆仑山为“四川岷山”[1],何新先生等认为是“山东泰山”[2],等等。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以上各种观点谁也没说服谁,神话中西王母所居昆仑山究竟何在?这依然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

依据植物学、天文学、分子人类学、现代考古学等方面的材料,对有关西王母所居昆仑山地望的历史文献重新进行审视,发现以上各家观点均不能成立。

各种证据都表明: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为地处中国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南端过渡带的“雪峰山”,包括与之相连的云贵高原东缘和“武陵山”;而与之相交的作为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分水岭的南岭及岭南地区,为昆仑山毗邻的“都广之野”;地处雪峰山区的湖南省洪江市,则为西王母所居昆仑山的宗教文化中心,雪峰山两侧的通道、靖州、会同、新晃、芷江、麻阳、辰溪、溆浦、沅陵、城步、绥宁、洞口、隆回、新化、安化及黔东南天柱、铜仁一带,皆为西王母宗教文化的原始积淀区。据此亦可知,西王母所居之“西方”,指湘水以“西”,而非中原以“西”。试述如下:

一 西王母所居之昆仑山不在中原西北或山东、四川地区

(一)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不在中原西北地区

历来持“昆仑西北说”者,都以《汉书》记载的“临羌……有西王母石室……有弱水、昆仑山祠”[3]为据,殊不知,据《史记·大宛列传》,在汉武帝之前,我国西北尚无“西王母”和“昆仑山”遗迹。

《史记·大宛列传》详细记述了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的经历和见闻,其中有这样一则记载:“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暑湿。耕田,田稻。……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4]3163-3164这则记载表明:第一,汉武帝时我国西北找不到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故张骞才从更远的西域采集来了这则“传闻”;第二,中原更远的西域也没有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故安息长老说“而未尝见”;第三,安息长老所说的“条枝”属于稻作文化区。

前两点已充分证明在汉武帝之前我国西北及更远的西域并无昆仑山存在。另据考古材料,我国西北乃至更远的西方,在上古时期都不产水稻,也没有野生稻分布[5];水稻的分布范围在我国淮河以南及东南亚地区,湖南为稻作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播中心。因此,中原西北乃至更远的西方,都不可能是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所在。

西王母所居昆仑山最终被锁定在中原西北,是由于汉武帝对《山海经》昆仑方位的主观认定和王莽的政治炒作。

因张骞等汉使在西域诸国找不到昆仑山,无奈之下,迷恋“长生不老”方术、急于找到西王母“不死之乡”的汉武帝,便根据“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的汇报,“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4]3173。可见,中原西北的“昆仑山”,系汉武帝揣度《山海经》中的“昆仑山”方位而命名,后人用它来反证《山海经》所说的“昆仑山”在中原西北,实在于学理不通。

另据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宗迪研究,汉哀帝建平四年春,由于连年大旱,民不聊生,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关东流民到京城“传西王母筹”的事件。《汉书》中的“哀帝纪”“天文志”“五行志”同时记载了这次事件,可见其在当时影响之大。这本是一次不利于汉王朝社会稳定的“动乱”事件,但王莽为了给自己篡汉寻求根据,便借题发挥,将这次事件说成是预兆元后女主摄位的瑞应。民间的西王母崇拜终因王莽的提倡而得到上流社会的热烈响应,各种有关西王母的画像石便是在这时大量出现的。虽然这次“传西王母筹”事件并非源自西北,为了使“西王母”更加名正言顺,于是,到了东汉人写的《汉书》中,便有了“临羌……有西王母石室……有弱水、昆仑山祠”的记载[6]540-545。显然,这种因统治者需要而杜撰的西王母所居昆仑山遗迹在中原西北的记载,是没有证据价值的。

(二)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不可能在远离北回归线的地方

关于西王母所居昆仑山的地望,《山海经》《淮南子》中有三段话说得很明白:

《山海经•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7]170

《山海经•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7]182

《淮南子•地形训》:“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8]4367

这三段话互相关联,构成一个完整语境。由它我们可知: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在“黑水之前”;“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都广之野”是“日中无影”的地方。因“日中无影”是天文现象,不可随意解读,这就为我们寻找昆仑山所在提供了一个准确的方位坐标。

“日中无影”现象系由太阳光垂直照射形成,只会出现在太阳光直射的南、北回归线上及其之间地区。这是由地球的自转轴与绕太阳公转的轨道面所构成的夹角(“黄赤交角”)决定的。

我国属北半球,北回归线由西向东依次穿过云南、广西、广东、台湾四省区。因此,只有这四省区北回归线所经之处及其以南疆土,才有可能是西王母所居昆仑山毗邻的地方。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地区都不可能是昆仑山所在。这就从自然科学上否定了上述的种种“昆仑说”。

(三)我国先民由南而北迁徙规律表明,西王母神话的源头在南方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金立教授等10余位科学家通过人类基因研究,揭示石器时代中国南北人群的流向是由南向北迁徙,而不是由北向南迁徙的。因而,反映我国先民最早史前生活的昆仑神话,也应先在南方产生。

199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褚嘉佑教授等利用30个常染色体微卫星位点(microsatl-lites)分析了28个东亚人群和中国南北人群及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遗传结构,分析表明东亚人群共同从南方进入,并且后来由南向北进行迁徙。

1999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宿兵教授等利用19个Y-SNP构成一组Y染色体单倍型,来系统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人群的起源和迁徙。在比较中国以长江为界的南、北人群差异时,发现南方人群的遗传多态性明显高于北方人群。这一差别揭示中国人的祖先从东南亚进入中国的南方,而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

以上材料来自金立教授和褚嘉佑教授主编的《中华民族遗传多样性研究》一书[9]236-237。该书的《推测东亚人群祖先迁移到东亚的可能路线图》表明:东亚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经印度到南亚,然后一支进入东南亚地区,一支往北进入中国岭南,再翻过南岭到达湖南;然后从湖南分两支过长江,一支迁往东北,一支迁往西北 [9]193 。

当然,我国先民由南向北迁徙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应有无数个这样的迁徙过程,而且其间还有往返交流。但不管如何,中华文明的根在南方,南方是中国史前神话的故乡。

二 雪峰山即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

(一)作为我国地形第二级阶梯东缘最南端分界线的雪峰山和与之并连的武陵山及沅水是我国先民由南向北迁徙的重要通道

上述基因分析所得出的我国先民由南向北迁徙规律,与我国古人类遗址的分布规律完全吻合。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张之恒教授通过对我国古人类遗址分布规律研究指出: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是,……南部的时代早,北部及东北地区的时代晚。……早期古人流动和迁徙的规律,大体和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相一致。古人类的迁徙和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又直接影响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二级阶梯的东缘,即云贵高原和武陵山脉的东缘,是古人流由南向北迁徙和流动的通道”[10]。

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湖南省新石器时代遗址》亦指出:“沅水和西江始终是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古文化的重要的,但长久被研究者忽视了的通道。”[11]

雪峰山和与之并连的武陵山所拥有的这种史前人类“通道”地位,使雪峰山成为中国神话的“奥林匹斯山”——“昆仑山”完全有了可能。

(二)《山海经》说的昆仑山所毗邻的“都广之野”在与雪峰山相连的“南岭和岭南地区”

以上提到,“都广之野”为太阳光直射区,而北回归线正好从南岭南麓的苍梧、封开二县通过,南岭和岭南地区系太阳光直射区。此外,这一带还保留有大量的“都广”类型的古地名,可作为其是“都广之野”的明证。

“都”义为人类聚居的场所。《辞源》:“都者,人之所聚也。”《正韵》:“居也。”我国先民最早来到岭南聚居,故他们把这个地方称作“都广之野”。“都广”一词,原为岭南史前部族的方言,今“都广”类型的地名在南岭和云贵高原东缘及武陵山区还保留有很多,如:“都关”“都梁”“都陆”“都粘”“都斛”“都伊”“都邦”“都恩”“都陇”“都结”“都康”“都黎”“都阳”“都彝”等等。

岭南先民以“都广”名“野”,也以“都广”名“国”、名“山”。

《淮南子·地形训》高诱注:“都广,国名也。山在此国,因复曰都广山。”[8]4367

今南岭与罗霄山脉相连处的“诸广山”,应即高诱所说的“都广山”。“诸”与“都”在上古音同义通,常互换。《集韵》释“都”:“张如切,音猪,与猪通。”《书·禹贡》“大野既猪”,《史記·夏本纪》作“大野既都”。“猪”与“诸”亦相通,《书·禹贡》“孟猪”,《尔雅·释地》作“孟诸”。

另地处灌阳和道县边境的南岭第二峰叫“都庞岭”,“庞”与“广”亦义通,《說文》释“庞”:“高屋也。”释“广”:“殿之大屋也。”故“都庞”亦即“都广”。今“广东”“广西”之“广”,或即源自上古“都广”之“广”,意为岭南先民的重要聚居之所。

又,南岭第三峰旧名“都庞山”。宋《太平寰宇记》云:“都庞山,在县(今湖南蓝山县——引者)南九十里,与连州分界。”[12]“都庞山”亦即“都广山”。

南岭和岭南地区系太阳光直射区,而在这一带又遗留有大量的“都广”类型的古地名,说明《山海经》所说的“都广之野”在这里无疑。

(三)都广“建木”即岭南地区和雪峰、武陵山区所特有的“建柏”

“建柏”属常绿乔木,其与“建木”不仅名字相近,同有“建”字,其特征也非常相似:

《山海经》曰建木十分高大粗壮,“其状(壮)如牛”[7]135;岭南建柏高达30米或更高,胸径达1米。

《山海经》曰建木在“日中无影”的都广之野;岭南建柏分布在与南岭相连的广袤山地,散生于“日中无影”的北回归线附近及以南地区,常见于中亚热带至南亚热带的针阔混交林中。

《山海经》曰建木“引之有皮,若缨、黄蛇”[7]135,“青叶紫茎” [7]183;岭南建柏树皮紫褐色,近平滑或不规则长条片开裂。叶鳞形,深绿色。

《山海经》曰建木“其实如栾”,郭璞注:“黄实”[7]135-136;岭南建柏果微黄,近球形。

《山海经》曰建木“百仞无枝”[7]183、“其叶如罗”,郭璞注:“其下声无响,立无影也”[7]135-136;岭南建柏枝叶紧裹,绝无旁逸横出的枝条,整棵树呈与地面相接的圆锥体形状,如撒开之罗网,又如侗族之鼓楼,有较强的抗风能力。也只有像建柏这样的树,才能在正午太阳光直射时不留下影子;而其他树木大都有旁枝横出,即便在太阳光直射下,其横出的枝条也会有投影落地,不可能做到“日中无影”。

因此,说《山海经》所云“建木”即岭南“建柏”是可信的。或许,正因为建柏具有这种特性,我国先民才用它来观测日影变化,将其视为通天“神树”吧?今天这一带的侗族鼓楼造型应即来自建柏之外形,故鼓楼也有“通天”神性,由是成为侗族神圣之所。

(四)《山海经》经文证明“雪峰山”即“昆仑山”

《山海经》有两段经文可证“雪峰山”即“昆仑山”。

其一,《海内东经》:“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7]145

“苍梧”系“九嶷山”所在,属南岭山脉之萌渚岭,为舜帝崩葬处。《山海经·海内经》已明言“苍梧”在湖南:“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7]185

这段经文以“昆仑虚”为坐标介绍“苍梧”方位,可见二者在相近的地理范围内。而这里描述的“苍梧”同“昆仑虚”的方位,与“苍梧”同“雪峰山”的方位相合,苍梧正好在雪峰山“东南”,故可证“雪峰山”即“昆仑山”。

其二,《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在狌狌东。狌狌知人名……在舜葬西。…… 窫窳龙首……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建木,在窫窳西弱水上。” [7]134-135  

从这段经文所述的“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狌狌知人名”在“舜葬西”——“窫窳龙首”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建木”在“窫窳西”可知,昆仑山之“建木”位于九嶷山西部,而那里正是雪峰山所在,可见“雪峰山”即“昆仑山”。

东北-西南走向的雪峰山同武陵山并行,在城步县与东-西走向的“南岭”相交,构成一个紧密相连的“L”型山系,“苍梧之山”正位于这个“L”型山系的交汇处,故《山海经》以其作为中心来释其它相关方位。

(五)其他文献证明“雪峰山”即“昆仑山”

除《山海经》经文可作为内证证明“雪峰山”为“昆仑山”外,其他文献中也有大量“雪峰山”即“昆仑山”的证据。

1.楚辞中的证据

屈原在《天问》中提到:“昆仑县圃,其尻安在?”在《离骚》中,他又说他到九嶷山找舜帝陈情后,曾去寻访过昆仑县圃:“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可知屈原寻访的昆仑县圃距苍梧不远。又据《涉江》:“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可知屈原寻访的昆仑县圃在沅水流域的雪峰山区。

过去屈赋研究者认为屈原这里写的是纯想象之词,实误。其实屈原到九嶷山向舜帝陈情,到沅湘之间寻找昆仑故乡,其指向性是很明确的。屈赋中另有多处涉及昆仑,也都是指向沅湘地区。

2.《汉书》、《说文解字》中的证据

据《山海经·西山经》,西王母所居之地又名“玉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7]30而据《汉书·地理志》和《说文解字》:“玉山”在雪峰山区的武陵镡成。“镡成”即今怀化洪江一带,属古武陵郡。

《汉书·地理志上》:“武陵郡……镡成,康谷水南入海。玉山,潭水所出,东至阿林入郁” [3] 1594-1595。

《说文解字》释“潭”:“潭水,出武陵镡成玉山,东入郁林。”

另据《湘川记》:“玉山下有庙。”此“庙”或即洪江高庙。

3.《路史》《遁甲开山图》中的证据

《山海经·海内经》:“有木……名曰建木……太皞爰过。”[7]183。  太皞即伏羲氏,为创制八卦、历法等早期中华文明的中华人文始祖。由《海内经》这句话可知,太皞伏羲创制八卦、历法与“都广之野”测日影的“建木”有关。而据《路史》《遁甲开山图》,伏羲的生平事迹在湖南九嶷山和雪峰山区,那里正是太阳光直射的“都广之野”所在或其相邻地区。

《路史·后纪》:“太昊伏羲氏……生于仇夷,长于起城。” [13]

西汉纬书《遁甲开山图》:“仇池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 [14]

以前人们认为此之“仇夷”“仇池山”指甘肃西和县的仇池山,认为“起城”指甘肃天水的“成纪”,皆误。甘肃远离北回归线,非处“天地之中”,不在太阳光直射区,缺乏伏羲通过“建木”观日影创制八卦、历法的自然条件,不可能是伏羲文化的原生地。

《路史》之“仇夷”当指湖南“九嶷”。“仇”与“九”上古音同,可通用。《说文解字》释“仇”:“从人,九声,巨鸠切。”“夷”与“嶷”亦音同,可通用。

西汉纬书《遁甲开山图》中的“仇池”也指“九嶷”。《说文解字》释“池”:“也声。”《正韵》释“也”:“养里切,同迤。”释“迤”:“延知切,音移。”

《路史》所说的“起城”则为“成起”之倒装,《路史·后纪一》罗萍注引《遁甲开山图》云“伏羲生于成起”可证。“成起”当指雪峰山西侧之“辰溪”。“成起”为“辰溪”的上古读音,《韵会》释“溪”:“牵奚切”,音“起”。今雪峰山区方言读“辰溪”仍读作“成起”。

这两段材料明白地告诉我们:太皞伏羲生于九嶷山,长于雪峰山区的辰溪。这样的记述与上述其他证据是很相吻合的。

甘肃西和的“仇池”和天水的“成纪”应为晚出的地名,是史前先民由南向北迁徙时带去的,且产生了记音文字之变化。古人迁徙往往把原居地的地名带到新居地,这样的例子很多,这造成了上古史研究的极大混乱。

又,“辰”与“陈”音同,《左传·昭公十七年》曰:“陈,太皞之虚。”王符《潜夫论·五德志》曰:“伏羲,世号太皞都于陈。”此“陈”亦应为“辰”,“陈”也应是史前先民北迁后对“辰”的不同记音文字。

说“成起”或“成纪”即“辰溪”并与伏羲有关,还有以下依据:

其一,“辰”与时间、星象有关,这与伏羲观日影创制八卦、历法的事迹很相合;或因伏羲在此创制八卦、历法,才名此地为“辰”。

其二,“辰”在十二地支中属“龙”,而伏羲以“龙”为标识。《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言:“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

其三,“辰”,辰溪方言亦读作“蛇”,而据《帝王世纪》:“太昊帝庖牺氏……蛇首人身。”

因此,说伏羲“长”于雪峰山区的辰溪是颇可信的。

上面已论,“太皞爰过”的“建木”在“都广之野”,而“都广之野”即南岭和岭南地区,雪峰山与南岭相连,故伏羲生长活动的“雪峰山”为“昆仑山”当无疑。

4.《帝王世纪》中的证据

《太平广记》云:“凡得道授书者,皆朝王母于昆陵之阙焉。”[15]然据《帝王世纪》,西王母见“得道授书者”在雪峰山附近。

《帝王世纪》:“(舜)葬苍梧九疑山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在今营道县。下有群象为之耕,雒书灵准听日,有人方面,日衡,重华,握石椎,怀神珠,西王母受益地图。”[16]

“九嶷山”与“雪峰山”相连,西王母在雪峰山下的“纪市”“受益地图”,可知“雪峰山”即“昆仑山”。

5.《初学记》中的证据

据唐代徐坚等著的《初学记》,更可明确获知雪峰山为“昆仑山”。

《初学记·帝王部》引《遁甲开山图》云:“天皇(伏羲)被迹在桂州昆仑山下。”[17]195“桂州”在今桂林一带,桂林附近最大的高山即与南岭相连的“雪峰山”,故“桂州昆仑山”当指“雪峰山”。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其他文献转引《遁甲开山图》这则材料时“桂州”多作“柱州”。此或因“桂”与“柱”字形相似所误,或因前人不相信雪峰山是昆仑山而故意改之。《遁甲开山图》早已失传,其散见于其他古籍中的文句每有窜改。鉴于此,中华书局在1962年出版点校本《初学记》时,校订这则材料特意采用了最早的“排印本”,取“桂州”[17]218。从上述种种证据审之,“桂州”是正确的。

6、《新唐书》《方舆胜览》中的证据

在中国昆仑神话系统中,昆仑山为“不死之乡”,西王母是拥有“不死之药”的神灵,其所居之地有“丹穴”。所谓“丹穴”,即产丹砂的洞穴。我国丹砂多分布在雪峰山区的古辰州麻阳一带及西南数省,因最先产自辰州(亦即沅陵),故又称“辰砂”。《新唐书·地理志》:“辰州……土贡:光明丹砂……。……麻阳,……有丹穴。”[18]《方舆胜览》:“辰砂本出麻阳县。”[19]71 可见,雪峰山系“丹穴”所在之昆仑山。

(六)高庙遗址出土文物证明雪峰山即昆仑山

这是证明雪峰山即神话中昆仑山的最有力的文物证据,其与上述各学科证据材料相互支撑构成一个不容置疑的证据系统。

高庙遗址坐落在湖南洪江市雪峰山区,背后约700米即雪峰山余脉鸡公界山,前面为沅水,是我国最重要的史前遗址,2005年被列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我国许多早期文化现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实物图像证据。

1.“太阳”图像

在洪江市高庙遗址,出土了距今7 800年前的太阳图像,这是目前已知的在我国发现的表意最完整的最早的太阳图像。据高庙遗址发掘主持人贺刚教授介绍:这个图像中的“太阳被描绘在圜形天体中央,这是对当时人们天圆地方观念的直接描述”[19]234。这种“天圆地方”观念的产生,需要对南北回归线之间建木下的日影变化进行长期观察才能得出,无疑来自我国先民在“都广之野”的生活经念。这种太阳图像最先在雪峰山区出现,可证雪峰山即昆仑山。

2.“八角星”图像

与太阳图像相伴而生的八角星图像也在高庙遗址出土。这个图像不仅是最早的八卦原始模型,它的形成更与都广之野测日影的“建木”有关。贺刚教授通过对其构图法还原,认为“高庙文化先民就是依据周年性日投影的原理制作了八角星图像。八角星图像上的八个角的顶点与外部大圆的交点,正好是整个圆的八等份结点。相邻每等分结点与圆心连线的夹角(圆心角)均为45º”,这与“太阳在南、北回归线之间运行45º左右的夹角完全吻合。……由此可见,高庙先民首创这种等分八角星图像,实际上是他们在观测周年性日影运行规律时发现的,是表述日影周年运行过程的一个缩写符号,并可作为测定四时的仪具来制作太阳历”[19]336-339。这种太阳图像出现在雪峰山区,更可证雪峰山即昆仑山。

3.“獠牙兽面”图像

《山海经》所描述的昆仑山上的“其状如龙首,食人”之怪物“窫窳”[7]135,在雪峰山高庙文化中也得到了实物图像印证。高庙遗址出土的“獠牙兽面”图像即食人之“窫窳”图像。这个图像至今仍在雪峰山、武陵山地区作为傩面流行,并强调了其“食人”特性,直言“吞口”。它便是在后来的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商青铜文化中反复出现的“兽面”,亦即“饕餮”。这个图像现在被考古界解读为“龙”,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也认为良渚文化的兽面属于“龙”的形象[20],这个“兽面”与《山海经》描述的“窫窳”性状是完全相符的。

4.“凤鸟”图像

《山海经·海内西经》云:“昆仑南渊深三百仞……有凤皇、鸾鸟。”[7]139《海外西经》云:“(此)诸(夭)[沃]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7]123《山海经》中的这种凤鸟形象,在高庙遗址出土最多,可以说是高庙文化的一个基本符号。高庙遗址出土的凤鸟图像是目前已知的我国最早的凤鸟图像,应即《山海经》所云之“鸾凤”。

据贺刚先生介绍,这个凤鸟在高庙文化中还与獠牙兽面(龙)有直接联系:“在飞翔的凤鸟双翅上常见有獠牙兽(或吐舌)图像。如高庙遗址05T14—01第19层出土的一件陶罐,所饰凤鸟的羽冠卷翅,双翅上各载有一个獠牙兽面。”[19]258这当是我国龙凤相配观念的源头。

5.“建木”图像

建木不仅是都广之野观日影的神木,也是昆仑山上的通天神梯。建木图像在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陶器皿上每有发现,而且还是高庙祭坛的主要建筑。据贺刚教授对“高庙遗址白陶罐上的祭仪图”分析,“这幅祭仪图与祭坛上那四个主洞柱的布局,以及主洞柱前方祭祀坑位置的选择是完全吻合的”。这幅祭仪图上的“双柱环梯建筑”,“就是供神灵上下天庭的天梯,也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建木”[19]306。

6.“木禾”遗存

《山海经·海内西经》:“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7]138有研究者称,“木禾”便是“薏苡”。“薏苡”产自南方,是雪峰山区及“都广之野”的昆仑先民最早的食物之一,在高庙遗址出土的7 000多年前的石磨盘与石磨棒上,发现残留有大量的薏苡仁[19]341。当然,《山海经·海内西经》所描述的“木禾”,也可能是昆仑先民所崇拜的在“都广之野”最先诞生的原始栽培稻之图腾。今雪峰山区农村仍称水稻为“禾”,称收割水稻为“打禾”。在雪峰山余脉宁乡黄材出土的商周时期的人面青铜方鼎鼎腹内壁,亦赫然铸有“大禾”字样。

7.“白陶”祭祀器皿

高庙为白陶发源地,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陶皆为祭祀器皿。据贺刚教授介绍,“白陶的发明,是高庙文化先民的一项创举……它突破了数千年以来古代先民在居址附近就地取材制作陶器的传统。……白陶原料的生成地通常都是在离居址较远的山体内,或在河谷、湖滨、沼泽和河漫滩等低洼地带的沉积土层中。因此,制作白陶第一步就是如何获取合适的原料,这就需要具有丰富经验的陶工走出家园,去探寻和挖掘适于制作白陶的泥土”[19]352高庙先民之所以不畏其难地选择白陶作为礼神器,结合上述西王母居于“武陵镡成玉山”(即高庙所在地)的材料分析之,应与西王母“尚白”有关。

关于西王母“尚白”,有很多证据:

其一,《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7]170

其二,西王母为“白虎”图腾,《金石索•金索》云:“东王公西王母,青龙在左,白虎居右。”[21]

其三,《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西]王母之山……有沃[民]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7]167《淮南子·地形训》高诱注:“沃,犹白也,西方白,故曰沃野。”[8]4367

其四,《管子•轻重己》载“秋至而禾熟。天子祀于太惢,西出其国百三十八里而坛,服白而絻白……号曰祭月”[6]562-563。西出祭月,也就是祭祀西王母。《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6]563

至于西王母为什么尚白,应与观日测影有关。在中国文化中,日光为白色,“白日”“白天”“白昼”等词即源于此观念。据《管子•轻重己》载,“夏至”是主祭西王母的节令:“以春日至(春分)始,数九十二日,谓之夏至,……出祭王母”[6]562。而“夏至”那天正午是北回归线“建木之下日中无影”的时刻,可见西王母与“立竿测日影”有关,故“尚白”。

因此,以“白陶”为祭祀器皿的高庙祭坛,应为西王母祭坛。高庙祭坛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最大的原始祭坛,距今已7000多年,这与西王母作为中国神话中的“祖母神”身份也是相合的。

8.“昆仑山”具象符号

据《水经注·河水》注“昆仑虚”云:“三成为昆仑丘……昆仑之山三级。”“昆仑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星之辉,名曰阆风巅。其一角正西,名曰县圃台。其一角正东,名曰昆仑宫。”[8] 3751-3756高庙遗址出土的祭祀图案上巫者所登之“山”,便是由“三成”“三级”“三角”组成的“昆仑山”。

高庙遗址出土的05T14—01(17):12白陶罐颈部刻画的图像,“飞龙”两侧各有一个人形物立于由三个“三角山形”相重叠构成的山巅上(最后面的“三角山形”中间一角被第二个“三角山形”遮蔽)[19]309这个图像表达的无疑就是昆仑山的“三成”“三级”“三角”观念。

神话中昆仑山的“三成”“三级”观念,应来自现实中的雪峰山最高峰苏宝顶“分为三级厅堂”,1984年出版的《湖南省黔阳县地名志》“苏宝顶”条对此地貌仍有记载。“三角”观念则应来自雪峰山西面的武陵山、北面的幕阜山和东面的武夷山。它们的南面即南岭,也就是“都广之野”。神话昆仑山“三角”所涵括的广袤土地,即中华文明最早的孕生区,这已被近二十多年间这里所出土的大量考古文物所证明。

而图像上那个立于山巅的“人形物”,便是在雪峰山高庙祭坛做法术通于“太帝之居”的巫师。

高庙遗址出土的04T1016(13):34陶罐上的类似图像,三级“昆仑山”被简化成“Δ”形,山腰两侧各有一道上举的斜线与主峰同高,构成“三尖状”[19]309。今雪峰山、武陵山地区梅山教巫师(端公)戴的帽子上有这种“三尖状”标志,这种“三尖状”标志应即“昆仑山”的象征符号。据苏州大学研究生张勤2005年撰写的学位论文《西王母神话传说研究》,他在与雪峰山毗邻的黔东南地区做土家族民歌收集工作时,发现当地土家人举行傩祭时,“土老师”(端公)戴的三尖状帽子中间一角的神灵便是西王母。

除上述出土文物外,《山海经》等典籍中记载的许多与昆仑山有关的地名,在雪峰山及其相邻地区也有发现。如“钟山”“龟山”“若水”“流沙”“天柱”“铜柱”等等,它们同样可视为雪峰山为昆仑山的佐证。此不赘述。

三 “昆仑地望”误判原因分析

上面我们借助天文学、文献学、民俗学、现代考古学、分子人类学资料以及植物分布规律对西王母所居昆仑山地望重新进行审视,西王母所居昆仑山为雪峰山其实十分清楚,是什么原因致使昆仑地望成为“千古之谜”的呢?

(一)文明记忆断层所致

中华文明在南北迁徙的过程中出现过记忆断层。如《大戴礼记》载孔子学生宰予有一次问孔子有关黄帝的事情,孔子回答说:“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夫黄帝尚(太遥远)矣,女(你)何以为?先生难言之。”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也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这个“记忆断层”完全中断了中原史家对南方文明源头的追溯,尤其早期人类文明史往往是以“神话”的形式记述的,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司马迁也认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22]于是,在屈原时代的南方地区还很清晰的昆仑地望,到汉武帝时代的北方中原地区则被完全遗忘了。虽然司马迁作为史学家,曾“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23],到过包括雪峰山沅水流域在内的很多地方做过田野调查,但终因年代久远,许多真相难以澄清,故未敢采纳。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有了现代考古学和分子人类学材料,南方为我们先祖初居地的史实逐渐清楚。两千多年来,那些散落在古籍中的有关“都广之野”和“昆仑山”在“南方”的曾被怀疑、错解的记述,也终于可以作为我们论证“都广之野”和“昆仑山”在南方的可信文献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比孔子、司马迁他们是幸运的。

雪峰山在我国古代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其名字没有固定的文字记载,“雪峰山”之名是在现代地理学中才出现的,这一点似也可作为它是中华文明记忆断层中失忆的上古昆仑山的佐证。在雪峰山地区,至今还保存着一种神秘的梅山文化,这种文化或为上古昆仑文化的遗存。梅山文化中的女神“梅婆蒂主”“梅嫦”的原型或即“西王母”,而今天被尊为梅山开山祖师的“张五郎”是一个倒立的婴儿形象,该文化的傩戏中还保留有大量的原始生殖崇拜内容,这些亦应都与作为“祖母神”和“生殖神”的西王母有关。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梅山的“梅”字由“木”与“每”组成。甲骨文“每”作“”,金文作“”,是一个头带“三尖状”(即“昆仑山”符号)的孕妇。可见“梅”字的原始意义应为妇女在拜媒树求子(类似的造字还有“李”字),其与昆仑山西王母有关也是很明显的。

(二)地理中心变迁所致

中国史前人类由南向北迁徙造成了地理中心的不断变化。而在原居住地形成的文化、政治中心概念,到了新的地理中心后则产生了极大的时空紊乱。

中国早期文化、政治中心迁移到北方后,商、周王朝的统治者们为了弥补中原“文化、政治中心”与南方“日中无影”的“自然地理中心”的脱节,曾采取过相应的补救办法:一是将夏至日“日晷测日”的影子定为“一尺五寸”为正午,并将“日晷”所在的地方视为全国地理中心;二是将“日晷”上的测影杆倾斜度与夏至日太阳光的投射角度调成一致,造成“日中无影”的假象。唐代高僧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所载的“洛州无影,与余不同”便是说此。

为弄清楚这个有悖于天文常识的记载,2004年夏至日,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王维邦教授曾特意到河南登封市(属古洛州)的古观星台(传为“周公测影台”),观看是否真的“洛州无影”。结果发现所谓“洛州无影”,是“阳光虽不是绝对垂直地射下,但射下的角度,刚好与石台正北立面的倾斜度相同,因此石台的日影被掩藏了起来”[24]。商、周王朝统治者所采取的这种补救办法,虽然树立了其统治的“中央”正统观念,却进一步加剧了中原地理中心与史前神话产生地的矛盾。

如前所述,人类基因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先民最早在岭南定居,《山海经》叙述的最早地理中心亦在此。《淮南子·天文训》便有这样一则记述:“东方为田,南方为司马,西方为理,北方为司空,中央为都。”[8]4359可见“都广之野”的“都”,除了表示人类的聚居地外,同时是兼有“中心”义的。故《山海经·海内西经》所云“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当是以南岭“都广之野”为地理中心而言的,西王母之“西”也应由此而来。当我国的地理中心被周王朝统治者“论证”为中原后,南岭“都广之野”的中心地位被完全取代,而后来记叙西王母昆仑神话的《山海经》文本没对此做相应调整,这就造成了一代又一代《山海经》研究者以中原为中心,到中原西北寻找西王母所居昆仑山的方向性错误。

(三)地名迁移变化所致

我国先民由南向北迁徙不仅造成地理中心变化,也造成了原居地地名的多处复制与记音变化,这便给上古史研究带来了诸多障碍,使我国先民的迁徙路线变得扑朔迷离。

上面提到的“仇夷”“仇池”“陈”等地名变化便是如此;《山海经·海内西经》所云“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河水出东北隅”之“河”[7]138-139,也是如此。其实“河”的称谓在上古并非专指“黄河”,南方水系称“河”的也有很多,如岭南有“红水河”“黑水河”,湖南浏阳有“浏阳河”、宁乡有“流沙河”等等。流经雪峰山区的沅水与发源于武陵山东北隅的“澧水”“酉水”,当地人今天仍称之为“沅水河”“澧水河”“酉水河”。因此,根据上面所论雪峰山(包括武陵山)即昆仑山判断,《山海经》所说的“河水出东北隅”之“河”,应指“沅水河”或“澧水河”,而不会是黄河。然而,汉以后“河”专指“黄河”渐成定论,以致《汉书·司马相如传》注云:“南方无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谓之河。”因此后人总是从“黄河之源”来定位昆仑。

这种对“河”的称谓之误解,不仅造成了昆仑地望的误判,还导致了整个中国古史的紊乱。如《水经注》所载:“伏羲,受龙图于河,八卦是也。故《命历序》曰:河图帝王之阶,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后尧坛于河,受龙图,作握河记,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盟津铭》:洋洋河水,朝宗于海,径自中州,龙图所在。《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祷阳纤,盖于此也。”[8]3752这就致使整个中国上古历史都围绕着一条黄河展开,而原本为中国上古文化中心的南方却成为“南蛮”之地了。

实际上,根据现代考古材料,最早的八卦原型——“八角星”图像是在雪峰山沅水流域的高庙遗址发现的;最早的“河图”是在安徽凌家滩遗址发现的,而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板上的“河图”的基本图案,又与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陶器皿上的 “八角星”图案完全相同,当源自高庙文化。据此可见,“八卦”和“河图”都与黄河无关,因此《山海经•海内西经》所云“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河水出东北隅”之“河”,也不应指“黄河”,神话昆仑的地望不在“黄河”之源。

(四)《山海经》自身地名紊乱所致

这种地名的迁移变化是伴随人类的迁徙就一直发生着的,并非中国上古地理中心整体北迁后才如此。如岭南靠云南境有“流沙”,雪峰山沅水东侧有“流沙”,与雪峰山余脉相连的宁乡有“流沙”;岭南苍梧有“钟山”,湖南的武陵山地段有“钟山”,江苏南京亦有“钟山”。这种同一地名或山名在不同地方出现,当为早期人类不断迁徙所致。

这种情况造成了《山海经》自身地名系统便较紊乱,除错简所致外,不少地名、山名在书中多处出现。“昆仑”之名也是如此。

所谓“昆仑”其实即“混沌”,《周礼•大宗伯》注:“神在混沦。”《经典释文》:“本又作昆仑。”

“昆仑”当源于人类先民的早期文化共同记忆,是他们在大迁徙的过程中于北回归线以南“日中无影”的地方生存时对原初栖息地的一种迷茫印象。这种源自北回归线以南“日中无影”的地方的迷茫印象,到了中国古代社会还隐约保留着,如我国古代泛称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以至东非之人为“昆仑”。这种称谓常见于一些古代文献中,如在《太平御览》所引的《南州异物志》《扶南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文献中便可见到。《旧唐书•南蛮传•林邑》载:“林邑国,汉日南象林之地,在交州南千余里。其国延袤数千里,北与驩州接。地气冬温,不识冰雪,常多雾雨。……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25]唐张籍在《昆仑儿》诗中亦吟道:“昆仑家住海中洲,蛮客将来汉地游。”

于是,我们的先民在史前某个时期来到东亚大陆后,便把他们在这块大陆上最先栖息并依照太阳投影最早创造出八方空间的地方即以“雪峰山”为中心的广袤山区,也称作“昆仑”了。

“昆仑”作为人类在北回归线以南“日中无影”的地方生存时所形成的迷茫印象,在印度也留下了痕迹。印度的阿耨达山也叫“昆仑山”。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引《释氏西域记》,魏晋年间佛教传入我国,便有天竺僧侣对汉代所传昆仑山在中原西北提出异议:“释氏论佛图调列《山海经》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又曰钟山西六百里有昆仑山,所出五水,祖以佛图调转也。又近推得康泰《扶南传》,传昆仑正与调合,如传自交州至天竺最近,泰传亦知阿耨达山是昆仑山。释云赖得调传,豁然为解,乃宣为西域图以语法汰,法汰常见怪,谓汉来诸名人,不应河在敦煌南数千里,而不知昆仑所在也。”[8]3755

然而,虽然天竺僧侣说阿耨达山是“昆仑山”,但这只是早期人类所共同的“昆仑”印象(“混沌”文化记忆)在印度文化中留下的印记而已,印度的阿耨达山不可能是中国昆仑神话的源头。

或印度昆仑神话亦来自中国昆仑神话。如前所述,高庙遗址出土文物证明中国昆仑神话距今至少已有7 800多年,而古印度文化距今不超过5 000年,因此,印度不可能是中国昆仑神话的源头。其实《释氏西域记》所言的昆仑方位和所涉山名、水系,更像是紧连南岭“苍梧之野”的雪峰山:“交州”原属中国所辖的南越国;“钟山”或即今南岭南侧的“钟山县”,而“钟山西六百里有昆仑山”,其方位和距离亦似钟山县同雪峰山的方位和距离;“所出五水”,亦似指雪峰山腹地的武陵“五溪”。

“昆仑”之名在《山海经》中多处出现,其所在方位又有差别,这就导致古人在注《山海经》时众说纷纭。晋郭璞谓:“言海内者,明海外复有昆仑山。”[7]138清郝懿行谓:“荒外之山,以昆仑名者盖多焉。”[26]清人毕沅则认为:“昆仑者,高山皆得名之。”[27]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九下亦云:“昆仑所在,言人人殊。”[28]《山海经》这种地名系统的紊乱,是造成中国神话中的昆仑地望被后人误判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对西王母所居昆仑山地望进行了多方面论证,昆仑地望已经明了,而中华文明的源头也渐次清晰起来。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以“南蛮之地”看待湖南,看待雪峰山和武陵山区,这种认识必须改变。事实上,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中心在湖南。经中外考古学家二十余年来的发掘,在湖南道县“都庞岭”玉蟾岩遗址,出土了18 000年前的目前所知的人类最早的陶片[29]和14 000多年前的栽培稻[30],澧县彭头山、八十垱遗址出土了9 000多年前的“”符号(此符号即后来甲骨文之“五”字)和1万多粒稻谷[31],城头山遗址还出土了6 500年前的拥有灌溉系统的水稻田和6 100年前的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古城[32],可见湖南为中华史前文明最早的孕生区。高庙遗址发掘主持人贺刚称:“高庙文化晚期和大溪文化早期先民在澧县城头山相继修筑的大型环壕聚落和规模宏大的城池,很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先出现的由炎帝集团所拥有的邦国国都。”他通过“对各区域史前遗存的考古学观察”后认为:“可初步认定长江中游地区的沅水流域是炎、黄人文思想最初的发源地。”[19]558 因此,说雪峰山地区为中华史前文明和西王母神话的源头并不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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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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