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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戈:《名人传》翻译后记:民族的“心魂”与汉语法则的重建

字号: 2016-01-23 10:28 来源:大同思想网 作者:枕戈 访问量: 我要评论()

核心提示:之所以要讲到海子这个天才诗人,是因为是海子真正发现了汉语之美、创造了汉语之美,并确立了现代汉语的范型。不是五四诸贤的胡适、鲁迅——他们带来了一种异质的激进的精神,只是旧文化、旧语言的破坏者,而不是新文化、新汉语的创建者——而是海子这个短命天才诗人,在这方面做出了最突出的创造性贡献,历史会给出最后的证明的。

 也曾读过一些翻译的文学作品,但总感觉索然无味,无法达到我的期望,翻译之作难以具备汉语的神韵。而我向来对一本书——不管是今人的创作还是翻译的作品——十分挑剔,甚至有一种“汉语的洁癖”,如果不能体现汉语之美,我一般都会把它束之高阁,或是扔进垃圾桶里。

从初入大学开始直到研究生毕业,受诗人穆旦尤其是海子的影响,我专门思考过汉语诗歌的节奏、“四言句”的独特性,乃至深入汉语内部的语法规则,力图从汉语的源初发生,探索汉语之美的规律,并写成文章《汉语的美之法则》,希望在二十世纪的精神动乱导致的语言迷乱中,找到汉语自身的“道”。

去年,与我同龄且志同道合的青年作家陶林兄,准备主持翻译一套西方经典丛书,邀请我参与,虽然我十分热爱汉语的语言韵味,但真正要做翻译,对我不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尽管如此,我还是想以我个人的研究和悟道,小试牛刀,再加上本人对贝多芬的无比热爱和崇敬,我把这本《名人传》的翻译工作承担了下来。

翻译当然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游戏。当我全身心深入进去,走进了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的世界中去,就像我无数次被贝多芬的交响乐所激动,我被深深震撼了,竟数次眼睛湿润了,我沉浸在这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精神对话和共鸣中。

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分别从德国、意大利和俄国选取的艺术巨匠,而他们从来不仅仅是艺术家,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尤其是贝多芬,可以说是整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心魂”,反映了法国大革命(亦是世界的大革命)爆发时惊心动魄、狂飙突进的现代历史进程,而他悲剧性的人生历程和英勇无畏的抗争,恰恰又是人类命运的昭示,亦是人类的高贵所在。这种意义上,贝多芬是整个人类的“心魂”,不啻是全世界人民学习的榜样。

“他这样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痛苦,上天不曾眷顾他,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奉献给世界!”贝多芬身上集中了人类几种最典型的缺陷——物质贫穷,身体疾病(残废),处境孤独(缺乏爱),心灵痛苦——据说现代高科技正在高歌猛进,工商业文明已经让整个地球物质繁荣,可是,两百多年过去了,人类这几个严重的病症几乎一个也没有得到完满解决。资本主义发达的表象下是贫富的悬殊,现代高科技无法治疗生存在雾霾下的人类的种种身体疾病,无所不在的互联网也无法解脱人类心灵的孤独,无法让人深入内心相爱,而现代虚无主义更是加深了人类精神的痛苦。

总而言之,人类的处境较贝多芬时代几乎没有多大进步,反而有变本加厉地恶化之趋势,——我强调的是,人类虚假的物质繁荣的确有目共睹,但人类的精神空虚却无法消除,更遑论我们的周围到处充斥着堕落的变异的灵魂。——人类已经不再像贝多芬那样,追求精神的深度和高度了。

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始于十八世纪中叶,物质财富在急剧增加,它不断开疆拓土,大有取代精神财富之势(现代商业社会不是以金钱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吗?)。但是,被当作“欧罗巴的光荣”和精神英雄的贝多芬,并没有享受到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成果,他一生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一直到战斗至死的时候,几乎快到了一名不文的境地,他的那些震撼欧洲的鸿篇巨著竟不能给他些许的物质收入,而只能靠少数的资助维持他的音乐创作。悲天悯人的贝多芬,在信中还自嘲“我是个糟糕的商人和计算者”、“要以创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事”。可见,彼时的欧洲人也是一群势利眼、吝啬鬼,竟无一人对创造了《英雄交响曲》、《欢乐交响曲》这样伟大艺术的贝多芬施以援手,帮助其更好发挥他的艺术天才。这是我深感疑惑、遗憾而无比痛心的地方。罗曼·罗兰说,“贝多芬的忧郁是整个人类的过失”。是的,人类的过失又何止体现在贝多芬身上呢?

数千年来,人类热衷于对声色犬马的追逐,贪恋感官享受,却忽略了内心精神的修炼和提升,以至于无法团结起来而达致精神的和谐共振,这是人类(不管是彼时的欧洲人,还是当下的中国人)的共性和通病,一直未曾有改变。如今,发源于西欧的现代物欲享受也席卷了中华大地,迅速攫取了中国人的心。而在精神领域高歌猛进,成为一名艺术的王者,这注定是少数人的事业,何况限于当世人的智力,那些深邃的艺术无法为人理解,这是贝多芬的悲剧最大的根源之一。

“我的王国是在天空。”贝多芬说。既然在污浊的大地上只能承受各种苦难,那么只有在精神的天空建立自己的艺术王国。贝多芬的处境,象征了人类在不能获得丰裕物质享受的情况下,而深入开掘精神之深度的可能性,——克制欲望,以艺术为食粮,以精神快乐为满足。贝多芬是如此,几千年前中国的孔子、老子以及印度佛陀也历来是这么教导人的。

“这场胜利多么壮阔!拿破仑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无法和它相比,奥斯特利茨(拿破仑1805年12月大获胜利之地)的荣光如何及得上这种超人般的力量?比得上这样撼动人心的胜利,这样一个孤独而坚定的灵魂所创造的凯旋?!”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我们时而听到历史战场上千军万马的冲锋陷阵声,更多听到的是贝多芬在自己的心灵战场上,与命运搏斗的呐喊声,并创造出许多无可比拟的欢乐——那是一种精神的凯旋。

贝多芬虽身处窘境,却在不断为人类创造快乐;虽不断被现实折磨,为世界所嘲笑,乃至成为上帝的弃儿、“可怜的造物”,他却“扼住命运的喉咙”,战胜了命运的挑战,创造了精神战斗的凯旋。他用《欢乐颂》总结了人类这种共同的追求——千万年来,人类费劲心机,不管使用何种手段——宗教的也好,哲学的也好,艺术的也好,政治的也好,形而上的抑或形而下的,最终所追求的都不过是“欢乐”。可是,谁又能说他获得的是真正的欢乐?欢乐是否可以永恒?是否我的欢乐能为其他所有人共享,不是独乐乐,而是众乐乐?我们今天还能从逝去近两百年的贝多芬的音乐中,分享到他的欢乐,这正是贝多芬的伟大和不朽之处。

在拥有五千年以上古典礼乐文明的中国,尤其在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巨变、中国遭罹新的礼崩乐坏的当下的中国,我也在寻找贝多芬式的中国的“心魂”。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体,古典中国素来是东方民族向往的中心,也是整个古代世界的一个典范,甚至在近代西方的启蒙时代,中国还作为理性王国被西方启蒙哲学家所歆羡,成为西方人学习的榜样。在富于青春幻梦的唐朝,天纵其才、被誉为“谪仙人”,狂傲不羁而蔑视礼俗的李白,当然可以说是为唐朝人的“心魂”,——他已成为盛唐幻梦中的永恒明珠,中国诗歌艺术的不朽象征。

在天翻地覆、“道术为天下裂”的当下的中国呢?

当下的中国,是古老文明伴随古老帝国崩溃而解体、新的文明来临却仅仅看到一点曙光的时代。这解体给人以巨大的痛苦,这曙光给人以微茫的希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个叫海子的诗人,敏锐地承受了这文明衰亡带给他的深刻痛苦,“我年刚十八,胸怀憧憬/背着一个受伤的陌生人/去寻找天堂,去寻找生命/却来到了这里,来到这个夜晚/1988年11月21日诗神降临”。

在这个短暂的文艺复兴的春天,他又写下如下的诗歌:

青春迎面走来

成为我和大地

开天辟地

世界必然破碎

青春迎面走来

世界必然破碎

……

一轮巨斧劈开

世界碎成千万

手中突然获得

曙光是谁的天才

海子《弥塞亚·大合唱·献给曙光女神献给青春的诗》

这个“悲伤的海子”,似乎承受了整整一个世纪动荡不安的巨大创伤,阅读他的诗歌就如阅读最近一两个世纪的苦难中国——我们受伤的祖国。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他还歌唱“青春”,呼唤“天才”,想给这个破碎的世界带来新的希望?在一种精神的分裂中,海子罕见地用汉语诗歌中的六言节奏,推动出一种危险的刀劈斧砍的力量。在他青春的燃烧和天才的爆发中,夹杂着一种暴力:这暴力是他灵魂与肉身分离的征兆,是世界裂碎时的咯咯作响。

海子,苦难的海子,是不是这个世纪末中国的不安“心魂”呢?和贝多芬一样,他“贫穷,残废(病痛),孤独,痛苦”,这是所有艺术天才的处境,是命运锤炼诗人的方式。而他最后卧轨自杀,是否是以这种剧烈的形式,来抗拒现代工业文明的世俗化进程?也象征着诗歌这种高贵而稀有的艺术形式的无情陨落?

他留下了数百万字的作品,处处显示出这个诗人的天才闪光;但是,他毕竟年纪尚轻,似乎缺乏现实世俗生活的经验(海子自谓“最优秀最高贵最有才华的王子最先身亡”),他的诗歌的幻象,个体才华的光芒四射,让人感觉他的诗歌漂浮在虚无飘渺的高空中,与唐朝的诗歌相比,似乎还缺乏了一个民族的生存经验。

现在来做一些判断还为时过早。但我相信,在东西文明的交融过程中,在时间的催化和文明的渐进成熟后,就像贝多芬一样,中国一定会诞生自己的真正的“心魂”,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而能照亮后来者的道路。

之所以要讲到海子这个天才诗人,是因为是海子真正发现了汉语之美、创造了汉语之美,并确立了现代汉语的范型。不是五四诸贤的胡适、鲁迅——他们带来了一种异质的激进的精神,只是旧文化、旧语言的破坏者,而不是新文化、新汉语的创建者——而是海子这个短命天才诗人,在这方面做出了最突出的创造性贡献,历史会给出最后的证明的。

比如,他的流传广泛的那句诗歌: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除了这首诗歌的意境甚美之外,还在于这首诗歌的节奏形式,尤其是这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四言句,是这首诗歌的点睛之笔,而这是学习古典汉语的结果,是四言句这种古老语言形式推陈出新了一种新的意境。他还有一首关于“村庄”的诗歌:村庄母亲昙花一现/村庄母亲美丽绝伦。

五四以来,散文化的白话文还鲜有这种工整对称的语言形式,有如此清新而美丽的诗句,让人实在惊讶。这是一种继承,亦是一种创新:这是海子这个诡谲天才的突发奇想呢,还是古典汉语之精华在他身上的血液流淌呢?

汉语固有的语言节奏、语法结构有别于西方字母语言,其包含的丰富内涵实在太多,并且还在不断演进,四言句只是其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语言形式,——《诗经》作为四言句的总集出现在汉语诗歌的开端绝不是偶然的。汉语外部之形式美、内部之变化无穷,已然包含在这种短小精悍的四言句了。这些思考我放在了《汉语的美之法则》中了。

依照这种思路,我把《贝多芬传》的第一段翻译成这样:

他矮小胖墩,肩膀宽阔,腰围壮实,生来一副运动家的体格。一张宽阔的脸,面色红润,到晚年面色才变得病态而略显蜡黄,尤其是冬天,当他独处室内而远离田野的时候。他额头宽阔,棱角分明,乌黑的头发异常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酷似“美杜莎头上的乱蛇”。(《贝多芬传》第一章)

这一小段,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四言句,有偏正结构、并列结构、主谓结构等等,删繁就简,砍掉虚词,力图使汉语简短而清晰,克服翻译式汉语的散文化倾向。

在《名人传·托尔斯泰传》的第十章《危机》中,一段英文原文是这样:“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he says,with St.John;“the Word,Logos,that  is,Reason.”我翻译成:“太初有道。”他和圣约翰一样说道,“道,逻各斯,即理智。”

the Word(法文Verbe)即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言辞,道。此处翻译成“太初有道”最合适。而“太初有道”这一词,是多么富于汉语的简洁与神韵呀,当然这是前人的成果,非我创造。

傅雷先生对于《名人传》的译介,在中国有开创之功,本人也深受启发,在此对逝去半个世纪的傅雷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但他翻译的版本毕竟诞生在他那个特定的年代,新生的现代汉语稍嫌粗糙,在我看来,那是一种“民国体汉语”,杂糅着白话文和文言文,但并不纯熟,且他的翻译多有生涩僻奥之处。但愿,我们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告慰傅雷先生的在天之灵。

什么样的“心魂”,对应着什么样的艺术法则、语言法则。一百年来,中国人经历了丢魂落魄的处境,这也是汉语破碎化的过程。值此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之际,中国人必将找到自己的“心魂”,也必将重建伟大的汉语的法则,成就一个文化艺术繁荣的时代!

最后,我的湖南大学的师妹龙红梅为此书的翻译做了很多工作,在此表示感谢。再次感谢陶林先生,让我有这个机会“小试牛刀”,并不断督促我完成了《名人传》的翻译工作。

2014年5月4日于长沙矿山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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