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经世济民 正文

王赓武:中国“史”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

字号: 2016-09-19 16:54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郑豪 访问量: 我要评论()

核心提示:中国的“史”讲究学以致用,目的是治国平天下;西方的“史”讲究求真,从科学的观点出发,重视档案的保存和维护。在中国,档案的保存都是有选择的,只有那些对于建立家天下政权有所帮助的档案才会被保留下来。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这与中国商界的发展有关。从秦汉到隋唐,士农工商的观念一直很强大。直到明朝,才演变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儒商”。最理想的商人,就是跟儒家合作做生意的商人,商人用儒家的思想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9月13日,清华大学2016年度人文与社会系列讲座邀请到香港大学原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赓武先生,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作了一场题为《中国“史”的传统和意义》的讲演。

讲座现场,从左到右依次为:崔之元、王庚武、汪晖

中西“史”的传统的差异

王先生首先指出,他所谓的“史”,就是经、史、子、集的史部。“经”和“史”在中国的传统中是不能分开的。他认为,“经”和“史”是一套内容,只有对二者有着全面的了解,才能真正开始了解中国。他相当同意章学诚关于“六经皆史”的说法,六经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史”为主的。但是,传统的“史”与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学”,其实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新概念。西方历史学的来源比较复杂,主要有两大传统。一方面是来自希腊罗马的传统,是较为世俗化的史学;另一方面是来自基督教的传统,是较为宗教化的史学。在西方也有“经”——《圣经》,它的影响力比中国的“经”更大。中国的“经”经过一千多年的讨论和选择,其中不乏理智性的、学术性的分析和讨论,至宋代时才最终确定下来,且在此之后还有人表示疑问。在讨论和选择的过程中,“经”又夹杂着“佛经”、“道经”等概念。此外,中国的“经”还有“九经”、“十三经”等数目上的规定。而西方的“经”则有所不同。它一开始就是一部“经”——《圣经》,且地位十分神圣。在中世纪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希腊罗马的世俗化史学传统不受重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把世俗化和宗教化的两个传统重新整合在一起。进入18世纪的启蒙时代,史学家开始考虑用科学的、客观的眼光来分析古代的历史,渐渐冲淡了其中宗教的成分,产生了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历史学”。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学”是从哲学和科学的思想中演变出来的。

西方新的史学,与所谓的社会科学密切相关,其发展轨迹与中国的“史”有所不同。简单地说,中国的“史”讲究学以致用,目的是治国平天下;西方的“史”讲究求真,从科学的观点出发,重视档案的保存和维护。在中国,档案的保存都是有选择的,只有那些对于建立家天下政权有所帮助的档案才会被保留下来。尤其是唐代以后,史官正式成为一种职业化的工作,史书的编纂变得更为精细,档案的保存也越来越反映出官方的意志。中国的“史”也求真,但却是在求用的范围里求真。18世纪以后西方出现的新的史学,它的基本想法是要把史学和宗教的、王朝的需要相分离,用科学的、客观的眼光来分析史料。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新史学”开始以后,像顾颉刚等“疑古派”,就开始采用西方史学怀疑的态度,利用新的方法来看待古代遗留下来的记载。新史学在史料方面也有所突破,主要表现为史料范围的扩充。特别是在档案的保存方面,原先是由官方决定档案的保存与否,新史学出现以后,则是强调要尽量地全部保留档案史料。

民族国家的兴起与西方史学的变化

在中国“史”的传统发生变革的时候,西方的历史学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因为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不可分离的关系,因此当社会科学发生变化时,史学本身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经济方面,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就不断地发生着各种变化,使得史学家不得不重新考虑历史上的经济数据、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在政治方面,过去的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外交史”,中国的朝贡制度本身是国体中的一部分,不能称之为近代意义上的“外交”。而在近代由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西方史学逐渐发展出了所谓的“外交史”。当史学家开始注意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的时候,历史的性质也开始发生转变。

在18世纪以前,西方的史学著作中并不存在明确的国家边界意识。如罗马史就是罗马帝国和整个地中海周边的历史。直到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仍然延续着这样的叙事模式。从15、16世纪开始,西方史学的重点才开始转向国别史。其中最重要的一大事件,就是荷兰的独立。荷兰经过一百多年的战争,从西班牙分离出去,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尼德兰革命”。这段历史可以说开启了国家史的新模式。一方面,在以往的历史中,并不存在“国家”的概念,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都由天主教的教廷来协调解决,人们的思想都笼罩在天主教之下。而当天主教发生分裂后,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就开始凸显出来。另一方面,以往的历史也不存在边界的问题。国与国之间王室相互通婚,边界也在不断地改变,但宗教战争之后,边界的问题也开始凸显出来。荷兰独立以及宗教战争这两大事件,使得“国家”、“边界”的概念日益清晰起来。

尼德兰革命

有趣的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国际法”,也与荷兰的独立有所关联,且最早是从东南亚开始建立起来的。在荷兰独立之前,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东南亚也有过斗争,但并不需要所谓的“国际法”来解决,而是通过天主教的教廷来解决。当荷兰独立、加入到对东南亚的争夺中后,矛盾就开始凸显出来。由于荷兰信仰的是基督教,与西、葡的信仰有别,相互之间的争端不可能在教廷上加以解决,因此就创立了“国际法”来解决上述问题。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根据东南亚地区不同地域、不同宗教之间的港口贸易的原则,确定了国际法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严格说来,格劳秀斯所确立的国际法原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法,只是商人之间互相认可的贸易准则,目的是解决贸易争端。当信仰不同宗教的国家之间发生争端,无法用宗教的方法解决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世俗化的法律来加以解决。

格劳秀斯

何为“中国”?

当民族国家形成以后,中国人该如何用国家的概念来书写历史?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史学家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王先生说道,自己在学生时代时就感到奇怪,为什么《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等书名里都带有“中国”的名称?我们须知,在19世纪以前,中国的史书中并没有“中国通史”这样的名称,只有诸如“明史”、“清史”这样的名称。“中国”开始成为一个国家的名字这样的概念,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出现,并在清朝灭亡后才得到广泛使用的。那么,一个疑问就出现了:既然我们都在说“中国”,那么“中国”究竟是什么呢?

王先生说,“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只有外国人和海外的中国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早在两三百年前,不少中国人就开始到东南亚定居。他们坚持自己都是华人,保留着原有的风俗习惯,直到今天。在两百多年前,清朝还未灭亡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呢?其实,在他们心中并没有“中国”的概念。他们所认同的是乡土,所谓“中国”的文化,其实就是乡土文化。在他们的观念中,清朝不是“中国”,“中国”就是他们的家乡。“中国”既不是国家的概念,也不纯粹是文化的概念,而是一个乡土文化的概念。当然,他们也承认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这与中国商界的发展有关。从秦汉到隋唐,士农工商的观念一直很强大。直到明朝,才演变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儒商”。最理想的商人,就是跟儒家合作做生意的商人,商人用儒家的思想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王先生认为,海外的中国人群体并不一定懂得或者研究儒家思想,也不一定信仰,但却很欣赏、很重视,认为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他们眼中的“中国”,就是儒家居其上、乡土文化处其下的一种概念。他们也不使用“中国”或者“汉人”的概念,而是用“唐人”称呼自己,称“中国”为“唐山”。

在外国人发出“什么是‘中国’”的疑问之前,海外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王先生认为,自此疑问发出以来,“中国”的概念最清楚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救亡”的口号影响很大,得到了海内外中国人的一致接受,爱国的歌曲、电影等开始大量涌现。值得注意的是,海外的中国人虽然接受中国官方从边界上认定的“中国”的范围和疆域,但其心中的“中国”,还是文化上的概念。特别是在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开始退出殖民地区,原先的殖民地开始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原则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由此一来,海外的中国人又开始思考: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能不能入外国籍?入了外国籍之后,我们还是“中国人”吗?结果是,一部分人回到了中国本土,而另一部分留在当地的中国人,就不再是“中国人”,原先的“华侨”也就变成了现在所说的“华人”。

传统史学的意义何在?

时至今日,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越来越多,水平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在近代史方面贡献很多,促进了中国史学的不断深化。但王先生提出了一个疑问:既然如此,中国传统的“史”还能有什么作用呢?

王先生坦言,这个问题他思考了很久,但也没有确切的答案。他说,我从境外看中国的时候,发现以前海外的中国人看中国,只看乡土文化和儒家文化,并不重视中国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儒家思想不再占据核心地位,海外在看中国的时候,才开始注重“史”。他说,从境外看中国,认同中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有一个“经”。特别是在乡土文化消失以后,“经”的作用更加凸显出来。

而现在,用现代史学的方法解释中国历史的著作越来越多,看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应当怎样在世界史中看中国?现代的历史学与传统的“史”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众所周知,西方的近代史一般以1500年作为开端,而中国近代史则以鸦片战争作为开端,造成了与中国“史”的传统的断裂。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明末清初到清中叶的这一段历史?最近一段时间讨论激烈的“新清史”,其实本是学术的正常讨论。按照西方史学的逻辑,传统帝国的内部存在很多民族,他们本来有权利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在帝国解体之后,继之而起的就应该是民族国家。不仅各个民族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帝国的统治者也应回到自己的本土去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英国、法国等国家皆是如此。那么,中国为什么不是如此呢?清帝国是满洲人建立的帝国,清帝国解体后,满洲人回到满洲去建立自己的国家,不也是正常的吗?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此种逻辑的背后也含有政治上的考虑。但是争论背后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是“史”的传统的断裂。在我们以往的认识中,从明末清初到清中叶的这段历史,并没有与中国传统的“史”结合起来。“史”的传统的特点是连续性,但我们以1840年作为分界点的做法,却人为地割裂了“史”的连续性,由此带来的问题已经超出了历史学的范畴。王先生认为,当“经”还未定的时候,“史”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了解“史”的传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可能会对将来的“经”有所贡献。

新清史四书

责任编辑:admin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