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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中秋:养成绅士群体重建儒家式社会秩序

字号: 2016-09-26 14:14 来源:弘道书院 作者:姚中秋 访问量: 我要评论()

核心提示:有很多商人去拜访蒋先生,他们其实也不懂政治儒学,但是,他们看到了一种令人感动的儒家的精神,他们也隐约看到,这种精神对中国社会秩序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当代儒家的使命是重建儒家式社会秩序。这一使命所决定的核心议题就是培养一群在社会治理现场的绅士,教化企业家、政府的官员尤其是退休的官员,成为信奉儒家价值的绅士。在社区里,在企业中,在各级政府,他们按照儒家价值进行社会治理。

这次会议的主题“儒生重现之文化、历史意义”,最初是我确定的。儒生的重现,刚才各位都谈到了它的历史性意义。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儒生重现,确实在中国社会塑造了一个文化政治的主体。也就是说,一个现代的儒家社会秩序的建设事业已经开始了,因为,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实践的、行动的主体,让儒家具有了实践的、行动的能力。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跟港台新儒家很大的不同。这些先贤当然做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延续了中华文明的文脉。但是,他们主要还是从知识上努力,从信念和价值上守护了儒家文明、中国文明。知识就是他们的实践,他们在社会、政治等领域中,基本上没有实践。比如,他们没有参与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的转型。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学院化的儒学在台湾逐渐边缘化了。 

最近大陆这一拨的儒家复兴或者是说兴起,更多的是实践性力量、实践性主体的重建。这一点,蒋庆先生居功至伟。他提出的儒教思想、政治儒学思想,直接就是把儒生绵延了几千年的实践意识唤醒了。因此,大陆这一波儒家,与港台新儒家的气质完全不同,理论范式也大不相同。 

当然,当代大陆儒家之实践形态是多种多样的。现在我们也都看得非常清楚,有教育领域的实践,有基层社会建设的实践,还有政治的实践,至少是有这方面的努力。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商业领域的实践。有很多商人去拜访蒋先生,他们其实也不懂政治儒学,但是,他们看到了一种令人感动的儒家的精神,他们也隐约看到,这种精神对中国社会秩序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思考、更准确地界定自己的身份。接下来还面临一个问题,这样一个有非常强烈的儒家信仰的群体,跟普通的现代社会的其他成员之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如何去处理这样的关系?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我们强化自己的角色认同的同时,也要思考如何去教化如何去重建整体的社会秩序,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必须都同时考虑。 

最近我对后面一个问题有所考虑,简单地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描述我们自己,这首先就是一个问题。这套丛书用的“儒生”之名,我一般现在对别人自称“儒者”。当然,还有社团叫“儒士社”。有些朋友自称“儒教徒”。这些说法并存,有它的理由。也许,通过干春松教授所说的成立组织的方式,逐渐分出类别,每个人都可以戴上一个合适的帽子,形成一个系统。这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安上一个名字本身并不是为了一个名字,而是我们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重建一个现代的儒家社会秩序。 

我自己最近一直在想,我们现在的处境或者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使命,跟董仲舒、跟二程、朱子完全是一样的:都经历了一次大的礼崩乐坏,秩序崩溃之后要重建秩序。而且,我坚信,中国未来的良好的秩序一定是儒家的秩序,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秩序。当然,与以前的儒家社会秩序相比,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将要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儒家秩序,跟汉儒曾经建立起来的汉晋秩序会有所不同,跟程朱建立起来的宋明秩序也会有所不同,它会是一个现代的秩序,同时一定是一个儒家的秩序。 

问题就来了,这个秩序究竟是什么,需要我们做一个非常深入的思想上的努力。蒋先生带了头,我们大家都在跟进,做这样的工作。这是学术上的工作和挑战,不知道蒋先生有没有计划,系统地解经? 

接下来,我觉得最为重要的还是实践,我们如何去实践。现代社会确实和汉代和宋代社会都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区别是刚才大家都谈到的城市化。所以,最近两年,我在思考儒家的实践问题,基本上已放弃思考农村。在农村重建儒家秩序,当然有效果,但必然事倍功半。因为,目前中国已经有一半人生活在城市,再过二十年,中国人百分之八十都会在城市居住。所以,我们这一轮的儒家社会秩序重建,根本在城市,而这是以前的儒家从来没有遇到的。人们以前都是在乡村社会生活,儒家重建秩序的着眼点都在乡村社会。那么,在一个城市社会如何建立一个儒家式的现代社会秩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我也坚信,城市社会要建立的秩序也一定是儒家秩序,它必然是这样的。最近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接触了一些基层社会的管理者,还有居民,他们确实都有非常强烈的需求,比如说一些街道办的负责人说,这个社会全坏了、全乱了,其他什么办法都不行,居民一读《弟子规》,就好一点。他觉得,这确实有效果。这就要求我们现在要思考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儒家如何进入基层,尤其是进入城市的基层社区。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当然,要进入,就需要一批行动者,这也是现在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找到这么一批行动者。 

回到我关于儒生这个概念的理解,中国社会现在需要一个儒生群体或者说儒士群体。这个群体有不同的层次,以前传统中国儒家社会秩序也是以多层次的儒生群体做为其骨干的。最高的一个层次,比如说蒋先生,是贤人。他有一些弟子,或许可以叫做士君子,那是比较高级的,他要传承学问,指导这个社会,他是这个社会精神的象征。中间有一个层次非常重要,也即绅士群体,他是在社会的现场的治理着,他可能是商人、教师,或者甚至是官员。他们并没有系统儒家学理上的训练,也不研究经学、儒学,但具有一定的儒家信仰,信奉儒家价值。现在重建儒家社会秩序,核心是培养这样一群人。因为,我们这些人没有办法直接跟贩夫走卒打交道,你讲的话语体系,他们听不懂。所以,我们现在考虑的重点,是养成儒家价值渗透到社会中的中介群体,也即绅士群体。他们比较自觉地接受儒家价值,转身来在自己的社会治理实践中,教化普通民众。应该说,这个信奉儒家价值的绅士群体正在慢慢形成,其实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在各地都能看到,大学里面、研究机构都能看到。 

我觉得应当加大这方面的力度。当代儒家的使命是重建儒家式社会秩序。这一使命所决定的核心议题就是培养一群在社会治理现场的绅士,教化企业家、政府的官员尤其是退休的官员,成为信奉儒家价值的绅士。在社区里,在企业中,在各级政府,他们按照儒家价值进行社会治理。如果有这么一个机制,这们一样人越来越多,由他们来以身作则或者进行教化,进行社会治理,那么,一个儒家式的现代社会秩序就有可能慢慢形成。

【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士。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弘道书院山长。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海南出版社2012年),《重新发现儒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国史纲目》(海南出版社2013年),《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儒生文丛”第二辑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为儒家鼓与呼》(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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