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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性团体政治:尊德性、严纪律、道问学、求大同

字号: 2016-10-08 14:53 访问量: 我要评论()

核心提示:我们需要探讨先进性团体政治作为一般性的政体模式的理论,不囿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某些基本立论,引进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科学的方法,而尤其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中华民族在政治文明方面,曾经有伟大的创造,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都是如此。今天我们也需要发挥政体构造的想象力,进行政治科学的创新,这是时代极为迫切的课题。

一、总结先进性团体政治理论的迫切性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特征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列宁主义政党。上句“列宁主义”仅仅指中共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民主集中制,实际并不能概括中共所有的特征。上句也许不尽全面,但不失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与根本优势所在的概括,笔者进一步将其概括为先进性团体政治。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特征是先进性团体政治,理解中国政治并且能够有效改进中国政治制度、建构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坚定“三个自信”,首先必须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的规律或逻辑。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并不能够对先进性团体政治进行充分解读,不足以我们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的内涵。列宁的建党学说,是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名义,在实践意义上提出的,在实践中也产生了巨大的功效,但是在其后的历史实践中未能将其系统化,各民族的历史经验可以提供的借鉴或理论材料未能进入其中。中国的政治家们,他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往往基于经验的直觉。可是,没有完整的理论辩护,就没有科学的方法完善。理论视野不能扩展导致一些胶柱鼓瑟的论述和有很多误导性的结论出现。面对西方极权主义理论的妖魔化,不能有效地反驳;面对文革赞同者振振有词的“大民主”鼓吹,也不能真正化解。今天,中国先进性团体政治还在吃历史实践成就的老本,这也是我们政治衰败的原因之一。

中国共产党无疑有巨大的历史成就,先进性团体政治最重要的实践蓝本就是中国共产党。可是,政治实践与政治表达的差异,是历史中常见的现象,政治表达的不足反过来制约了政治实践的进步。历史中正确的选择,但是选择时的理由不尽恰当,虽然不影响当时的成功,却不利于今后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也不同于其曾经的表达或者说这种表达不尽恰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的论述,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难免使得中国的实践成为马克思理论的注脚和演绎。今天,面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我们需要重新发现中国共产党,需要进一步提炼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成就。

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探讨先进性团体政治作为一般性的政体模式的理论,不囿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某些基本立论,引进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科学的方法,而尤其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中华民族在政治文明方面,曾经有伟大的创造,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都是如此。今天我们也需要发挥政体构造的想象力,进行政治科学的创新,这是时代极为迫切的课题。

研究先进性团体政治,所涉及之层面甚为复杂广大,诸如中共历史的重新解读,诸如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一些特征——否定一人一票自由竞选程序、强调团体本身的自主性,诸如寻求更为健全的政治哲学为其基础,诸如党的建设的许多微妙关节等等。

二、中共为先进性团体政治最重要的案例

先进性团体政治在中国得到了最充分的实践,先进性团体政治的研究,虽然是一般性的,却必须以中共为典范和最重要案例。一系列认识都需要通过对中共政治实践的总结和提炼获得。

中国共产党组织模式学自苏共。但是,列宁主义政党模式到中国以后,因为中国固有传统,因为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奋斗历程,因为毛泽东等人创造性的努力,中共的面目已经不同于列宁当年设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完善了列宁的构想而超越其缺陷。正如前文所言,列宁主义不能完整概括中共的根本,中共有一些重要的独特特征。这一事实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解释中苏两党命运的不同。提炼中共的历史而不是仅仅复述列宁主义原则,先进性团体政治理论才丰富完善,例如明晰党的“组织纪律性”内涵,彻底批驳“极权”“黑社会”的妖魔化论述。

1901年底到1902年初,列宁写出了著名的《怎么办?》一书,指导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笔者以为这本书是政治科学历史上有数的重大发明之作(查韦斯就准备将此书送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因为这本书展示的一般政治科学原理)。这本书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如无产阶级正确政治意识的外部灌输论、如反对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如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首要性,特别是必须建立一个“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列宁的政党理论,尽管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列宁主义政党模式,具有中立的政治组织模式的特点,这样的组织不一定必须自称马克思主义或无产阶级政党,实践中一般都能发挥出巨大的政治效能。列宁主义政党理论其中的政治逻辑是意味深长的,但在马克思理论框架之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正面阐释。

19世纪80—90年代俄国民意党失败以后,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共同“瓜分”了民粹派的遗产,布尔什维克得到的是铁的纪律约束的“组织原则”,而社会革命党则继承了“恐怖主义”搞暗杀的斗争手段。社会革命党并没有承袭“民意党”的高度集中的“黑社会式”组织模式,由于加入了第二国际,受西欧社民党的影响,他们采取的是“组织上的虚无主义和党内民主,没有硬性明确的组织界限和强制性的纪律约束”。这种组织上的差异,可能是俄国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为历史所淘汰的最大原因。

至于中国共产党,则实际上具有同苏东各国共产党非常不同的特征。李大钊是中共主要的创立者之一,在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前,他激烈反对暗杀(此为当时一般革命党的特征),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视伦理道德应有的历史主导作用。但是中共却没有李大钊批评的这两方面的问题。

也许由于中国的传统“政者正也,选贤与能”的潜在影响,中共高度重视党员的道德修养,实际上党员标准添加了中国传统儒学的“尊德性”。在广大党员中,也极端崇尚“气节”。中共模范干部的气质,则大抵归于圣贤人格与实践理性能力的兼备,只是传统上以“党性强”的术语表述。中共军队,是以雷锋为榜样的军队。笔者曾经总结中国共产党是“尊德性、严纪律、道问学、求大同”的先进性团体。

列宁的理论是为秘密政党准备的,但中共其主要部分从来不是秘密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实际上没有过潜伏、流亡状态的典型的革命党经历,如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国民党那样。中共独特的经历中也从没有主动暗杀的行动记录。中共一开始建党,尽管不占主导地位,就是一定区域的公开的执政者(国共合作);然后完全自己主导一方土地与人民的治理,到延安抗战开始之后实际上形成与当时中国正统的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完整体系。抗战结束,中共已经是拥有一亿人民、百万军队、数百万民兵广大区域的统治者。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的22年间,除了短暂到重庆谈判之外不曾离开根据地和军队一步。

中共历史的特点,一为党员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谓“山沟马列土味浓,更有党人牺牲多”;二是在币制、田制、税制、社会组织、兵制、经济发展战略方面诸多的创制,这些创制解决的是千年以上历史中中国社会的古老难题。这些成就既是中共战胜国民党的原因,也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种先进性政治团体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尽管列宁了提供组织原则与技术,马克思理论使党员提升了党的事业必胜的信心,但是为中国共产党奠基的是那些舍生取义的烈士,是党员继承传统又日日新的德性,是不同时期合乎正义与实际的丰富的实践活动。所以,笔者认为中共根本不必要同苏东共产党进行类比,也不必担忧马克思理论中的错误或者过时之处是否危及党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基是烈士们超越性的精神,是一系列历史关头的正确选择,尽管在选择时所声称的理由未必恰当。但,后者是一个重述历史的话语论说问题,而非推倒既有选择重来的实践问题,明乎此则不会妄自菲薄而丧失“三个自信”。

三、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中国表现及一般总结

西方国家政党的定义“政党是组织松散的、以特定的标签(政党名称)寻求选举政府官员为目标的组织”,完全不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治整合与领导体制,不是靠政党法、社团法规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某些部分具有宪法性文件的性质。

中国的先进性团体政治,首先,它是政治共同体整合机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组织纽带,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其次,它是政策审议机制;第三,因为党的高度整合能力和富活力基层党组织的广泛的存在,达到行政具有效力的结果,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执行能力。先进性团体政治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也是中国成功的根本。中国共产党在长时间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先进性团体政治逻辑,实际是更先进和更普适的。先进性团体政治比代议制民主更具有先进性、审议性和中华民族理想追求的适合性。

先进性组织与代表性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政治组织概念。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性组织,不是代表性组织。欧洲社会民主党是伴随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而成立的,代表工人利益;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产业工人仅二百万,经济之落后、国防之孱弱可见一斑,但正是因为如此才要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产业工人之极端缺少反而是中共创立的理由。欧洲政党跟随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国共产党改变历史的走向。中共早期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实现的却是中国社会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的缓和乃至消失。中共的任务,是消灭不公平的阶级分化(例如消灭产生土地食利阶级的制度)、消除使社会矛盾发展到激烈地步的土壤(例如遏制贫富差距悬殊、促成民族团结)、避免任何强势利益集团能够左右政府的政策。所以,以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理论来辩护中共执政的正当性,并不合适,也不应该成为指导方针。上述也是中共的政治实践与政治表达的差异之一。先进性团体政治不能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需要在某些方面超越马克思才行。当然,先进性团体政治更不可能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

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需要同时超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认真汲取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此,需要先讨论几个重要的问题:真理与正义的客观性;政治的首位性和超越性;先进性团体建设和运转的一系列微妙方法和细节。

中国传统儒家主张正义的客观性与政治的超越性,但是一种具有高度政治整合、充分政治审议、高效政策执行的制度安排,儒家并没有政治想象力能够发现,而寄托于个体的道德修养。正义的客观性与政治的超越性也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立场,是托克维尔、施特劳斯等近现代政治理论家的立场,例如,托克维尔反对社会和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可能。他强调政治具有自主性,并不从属于经济。现代社会的自由或者奴役取决于人们的政治努力,而非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法则的后果。不过,他们也没有可能思考先进性团体政治。这是一个一般的现象,西方的一些政治理论家,尽管在政治哲学层面颇有见识,但是对共产党却充满偏见,他们也不肯精炼西方之外的政治实践,以克服自由民主政制的弊端。

自由民主论者的问题在于以个体权利本位、利益博弈的视野来构造政治,他们立基于错误的个体欲望为本的政治哲学,狭隘的博弈均衡的社会理论,而不能自拔,从而使得政治不再可能。他们甚至忘记了英国普通法制度构造的历史经验。托克维尔对于个体权利本位的自由民主也有认识,他所预见的这一个体化所带来的私人化和非政治化倾向。政治学家戈谢认为:“看起来89年以来民主的胜利意味着民主终于建立在了彻底的人权之上,但这一人权张扬的个体主权和拒绝他治的自治却对民主所需要的集体自治和人民主权构成了挑战;在使个体权利神圣化的同时,民主有可能失去把这些个体转化为集体力量的能力”。

由于上述原因,自由民主政治,尽管并非在现实中都不能运转,却只能在少数地方勉强可行,有绝对不能普世推行的苛刻条件,这就是需要以奴隶制为基础或者是对外掠夺能力强的社会。众所公认,古代西方文明以奴隶制为基础。本质上,西方推进的殖民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奴隶制,造就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进程成本的对外转嫁。自由民主政治不具有普世性,就是别人不能学,因为其本身是以他人的悲惨为代价。

笔者认为,政治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公共平台与论坛的每种观点各自表述。有人相信有一套规则体系,在此规则体系下,各方趋利避害就能实现良好的政治秩序,也是非常幼稚的。此规则体系如何维系不说,他们完全看不见寻求正义与真理的审议性秩序的存在。对政治而言,不是哪一种博弈均衡,而是审议共鸣如何可能。今天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就是“政者正也”的政治成为不可能,结构性地锁死在利益博弈均衡当中。政治是紧密的共同体整合后自然出现共识并有效实现共识的决策。政治必须基于德性,必须超越于利益博弈,但是如果认为发扬德性或以德治国是个体内心道德修养问题,如中国宋之后儒家那样,也是没有抓住根本,以德治国仍然主要是个社会结构或组织问题。

先进性团体政治在于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如组织成员选拔、组织纪律要求、组织生活熏陶、组织理想教育、也包括组织内的决策程序等,而打造在政治审议、政策判断与政治行动方面都健全而强有力的政治团体,此团体且能够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高度相结合。因为团体的组织特性,因为团体成员的精神状态和结构性利益特点,人为地制造一种政治场域或政治情境,使得永恒的是道义而非利益和强力,不是机遇和强力而是深思熟虑和选择制度和政策,具有最大可能性,也使得团体成员表现得具备德性。先进性团体政治要达到虔诚与明智的完美结合(政治不是做礼拜也不是做买卖)、群众与精英的密切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追求的是人类限度内政治的最高境界。政治组织这种结构性整合的作用,以致我认为,在列宁著名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这句话后面,要再加上一句,“没有革命的组织,就没有革命的理论”。这话的意思是正确的政策是先进性团体结构内生的产物。

先进性团体政治与中国政治传统具有契合性,立基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古典的,而非现代个人权利本位论的。其制度安排既考虑了人性的弱点缺陷,也同时考虑人的德性与主观能动性。其同普通法司法制度——判例法、陪审团、法官只有行为良好与否问题没有错案问题在思考方式上是可以类比的。它追求治人与治法的动态循环,有治人斯有治法,有治法斯有治人,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无论何时,人类在政治领域,必须承担判断的负担、必须承担行动的责任。先进性团体的成员,必须具有政治的德性:信仰坚定、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如履如临、夕惕朝乾)、行动勇敢。政治德性本身,也部分是结构的产物。

四、为什么不与竞争性民主选举程序?

在通常的语义中,竞争性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前提。著名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萨托利指出:“选举必须是自由选举。正像不经投票的代表几乎毫无意义一样,没有自由选择的投票也不能产生代议制的统治,那不过是人民在周期性地放弃他们的主权。如果说自封的代表是靠不住的,没有选择的选举便是骗局。”对于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而言,尤其需要辨析萨托利的“自由选举”与民主集中制的不同。

先进性团体内当然也有选举和投票,但是与现代竞争性民主政治的政治逻辑根本不同。此选举不是彼选举,此投票不是彼投票。前一种投票类似于在考试中解题寻求正确答案,或者投票者负有神圣的使命,要完成一件正确的事。前一种是服务于客观正确的发现,后一种是个体权利的实现和表达。不同政治逻辑中投票程序的意义不同。为了说明党内投票的性质,笔者不得不进行类比,也许并不恰当。法庭陪审团投票是自由选举吗?大公教会教宗选举是自由选举吗?如果不是,那么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在教宗选举的历史和现实中,其繁杂仪式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什么?——不管设定选举仪轨能否实现这种政治逻辑。笔者敢说,其完全不同于自由民主的逻辑。教宗选举不是枢机主教团成员政治权利的表达,其仪轨是要创造这样一种齐心同力发现客观正确的场域。投票之前,枢机主教们也许要祈祷:“主呀,赐我智慧,拨开我眼前的迷雾,让我发现谁是合适的教宗吧”。

对于先进性团体政治而言,存在投票和选举,但是其政治的基础不是投票,不是党员政治权利的表达,而是成员的德性或曰党性,是团体的质量,是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或者说形成的某种政治情境。如果自由竞选一人一票投票机制危害了共同体政治审议、政策执行的话,就不可能允许这种机制存在。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弊端,就在于在村社共同体趋于解体情况下进一步把熟人社会撕裂。此种形式主义规则下的博弈,难选出好人,基本模式都是通过贿选上台,然后村干部胡作非为。甚至选出了很多流氓地痞村霸,鱼肉乡里,截留资金,出卖集体土地和企业等等。由于竞选民主具有强烈的制造一个认赌服输的赌场情景或商场情境的含义,政治市场化了。如果不是仅仅在选秀或表演,赌资太大自然就有人踢掉场子。

列宁也认识到,革命团体当中同志之间的信任比民主制更重要,真正的民主是共同体关系的一个部分,以后者为前提运转。在《怎么办》中他写道:“我们党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就是严守秘密,严格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有这些条件,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信任对我们来说是更为绝对必要的,……他们非常亲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的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而且我们还拥有在俄国(以及国际)革命队伍中由来已久的颇为发达的舆论,这种舆论对于一切离开同志关系(而真正的,不是儿戏式的民主制,也正是同志关系这个总的概念的一部分!)的义务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厉的制裁。” 

现在我们说的党内民主,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什么?如果等同于西方自由民主的逻辑,那就是一党多派,党员一人一票公开竞选职位。这样,党只是一个平台,不复具备先进性团体或列宁主义政党的性质。一位极端偏执但也不乏洞见的新兴学者刘仲敬都说:对列宁主义政党而言,党内民主和自行解散是没有区别的(我同意他的看法,如果党内民主指一人一票自由竞选的话)。党内决策有投票,却不能拉票,不能竞选,不能允许派系的存在。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绝不可能是“党员一人一票公开竞选”,先进性团体政治的逻辑决定不可能重复西方历史曾经有的“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逐渐一人一票”。“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保持着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就是人民民主的本质。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先进性团体政治,也因此更可能进行长远的、全局性视角甚至天下视角的决策。对运转良好的先进性团体政治来说,一个政治家的策略是择善固执,因为这是共同体内的重复博弈,必须避免策略性行为,因为正确最终一定胜出。竞争性民主,则是当下不择手段,拼凑多数,而出现投票的循环、多数的暴政、少数的敲诈(如要求一致同意)等种种问题。根本上,就在于两种政治的情境不一样,人们的行为方式不一样。如果不能理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熟人社区和在完全陌生人社会人们不同的行为方式。我们也比较一下不同的婚姻模式:随时可以无过错离婚的自由选择婚姻与离婚几乎不可能的包办婚姻,无论是在实现婚姻的社会功能还是个人的幸福方面,同直觉相反,后种模式往往优于前者。

因此,不能迷信一人一票的程序,先进性团体本身的状态最重要,种种设计,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这是政治本身何以可能的问题。布鲁斯.阿克曼提出了非常时刻和日常时刻的美国人民的区分,非常时刻的美国人民创制宪法,在日常时刻人民成为私人盈利者,由最高法院守护宪法。但非常时刻的美国人民何以可能?难道会神秘地就自然就出现了?先进性团体政治基于对人性的高贵与限度的认识,人为地创造和保持一种政治状态,使公共利益和审议更大程度上成为可能,使政治上的知行合一成为可能。邓小平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要优于竞争性民主的利益博弈政治。

先进性团体政治的机制,非常微妙复杂,诸如党员的人数、党员选拔的程序、党的高级干部与特殊任务党员的供给制生活、党员的道德修养与理论教育等等。可以确定,党员人数不能过多,极限是成年人口的5%;党的高级干部与特殊职能党员,应该过供给制生活,即使水平较高也仍然是供给制贵族,在财产权意义上仍然是无产阶级。“人心惟危、道心唯微”,需要对于人性的深刻理解对于人类所能达到的道德与政治高度的深刻理解,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性善性恶简单假设基础上。为什么对中共,组织生活会、理论务虚会非常重要?党员必须参加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这是一种熟人社会的行为检讨和精神提升分享机制,高级干部也必须参加一个周边熟人党员组成的支部。作为一种政党的路线纠错机制,理论辩论,尤其是公开的理论辩论,在政党和国家的自我调整、自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产党会多,是必然的。如果不能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的意义,将中共变成一个行政官员的组合,会议只剩下当下具体工作的讨论会、工作的布置会,是悲哀的。党的纪律,目前中纪委从事的反腐的只是底线而且根本就不是精英伦理。党的纪律规范体系不仅是成文规则,更是案例,是一套复杂的规则体系。

五、当今政治话语的混乱

中国的先进性团体政治没有得到系统的合适的理论表达。政治家虽然心里明白,但只散见于其决策和零散的谈论中,有理说不出、说不清,这在邓小平同志那里表现很明显。理论家,往往只有本本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导致人们往往交替使用两种理论论证中共制度与政策的正当性。所以,中共建政前《新华日报》某些言论也无需大惊小怪。正统马克思主义实际和自由主义分享了共同的政治观,且逻辑更加彻底,所以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其逻辑终局是无政府主义的大众民主,使得政治秩序不存在。改革开放后作为西方政治理论的引进的自由主义则根本敌视中共的一切,根本上抹杀了先进性团体政治的可能性。我们引入自由民主政治逻辑中的理念方法来试图改进中国政治体制,或者用经典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理论来论证中共领导的正当性,往往是“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龃龉而难入”。 如果我们不能提出超越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命题,则既遮蔽了中共的历史成就,也无法打开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在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的争论中,还会处处受制。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内部,奉行先进性团体政治为此争辩乃至一定要争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辩论。

我们今天的政治话语,特别是关于民主的话语,发生了错乱。以其昏昏,不能使人昭昭。例如:“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在此,党内民主究竟是什么意思,人民民主又是什么意思,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究竟要人们发挥何种政治想象力?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也是奇怪和意义含混的说法。中国共产党不是自外于人民的集团,它本身使人民成为可能,革命党或执政党名词,都不适合描述其性质,因为这混淆了先进性团体与西方政党的根本不同。中共当年不是在“打天下”,现在也不是在“坐天下”,无论党的工作重点怎么转变,党的性质——人民性、政治性、先进性是不变的。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因此是一个比较多余甚至有害的说法。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如果是描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变,是多余的说法,只需指出当下党的工作重点即可;如果含有自外于人民的集团,从“打天下”到“坐天下”变化的意思,则是重蹈中国古代的覆辙,虽有一定见识而理想低下,结果或转向西方体制而有民国初年和当今世界竞争性民主的教训,或者仍逃不过中国历史周期律。

六、对中国共产党自我改造的信心

中共党组织的列宁主义特征——严格组织纪律性与民主集中制,必须保持。尽管我们能够提出许多的改进——比如党员人数的大幅度降低与关键党员的供给制生活、发展更加系统的党内政治生活规范等等。无论如何,尊德性与严纪律,即党员必须保持高于普通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行为标准,是党自我改造的重要基础。我们或许应该对党的自我改造抱有更大的信心。与通常的认识相反,笔者认为先进性团体的自主性与自我纠错能力是一致的。每个党派时时刻刻需要竞争性地获得选票才能获得执政地位,这确实是来自外部的制约,但是这也消灭了责任的归属,导致各种政治欺诈,必定是为私人和集团谋求私利。这种制约,能够改变党派的纲领和行为,但更可能是造成自我犯错能力而非纠错能力。在政治上,我们究竟依赖自主性主体的自我反思能力,还是被动性主体的趋利避害本能,这是一个问题。在市场竞争条件下,限制条件下这种制约能够在特定情况下使商人行为良好,但就是艺术家、学者,这样的约束也只能培养平庸而市侩的人,绝无伟大作品问世可能。最近这些年,中共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种阻碍难以突破,改革陷入困局,这是党的自主性减弱的后果,而绝非少了外部制约的原因。

刘小枫曾经总结大公教会的历史,在大公教制度中,教士/神父阶层的精英伦理不同于平信徒伦理,不可能也不应该用要求或约束教士的伦理来要求或约束平信徒。从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大公教教士伦理制度来看,其历史生命力首先在于教士/神父阶层对自身的严律伦理(尤其独立的修院制修士伦理)——大公教建制中的腐败问题在历史上曾经多次非常严重,凭靠严于律己的教士精英伦理,大公教会总能让自己在因拥有土地和财富而败坏之后自我革新。天主教会也素以组织严格紧密著称,中国没有任何党建文献涉及到大公教会的研究,这也说明,关于先进性团体政治的政治科学在我国何其匮乏。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指定“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接掌“中央党部”的职权。国民党的“改造”整顿,不但对于国民党退台初期的混乱政局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同时,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蒋介石在“改造”国民党之时,其内容乃至有关文件所用的术语,都会使人想到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对于国民党党改造方案,蒋介石研讨结论是:“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著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政干部无思想领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干部无政治教育,不能使全党党员理解中央之政策,而且对于干部亦未能有集体的、配合的、系统的领导与运用。于是,领导之方向不明,而无力贯彻政策之执行;使每一个干部只感觉受其拘束,无权力;于是心存怨望,且诿卸责任。要改正上述缺点,应拟定具体纲要实施才行。”看来,国民党是由“威权”退向了“极权”,方起死回生,不过当时若听从雷震、胡适之他们的话,就是对台湾广大人民而言,究竟会有什么结果? 

先进性团体成员的心态,非常重要,甚至也比具体信奉哪个理论更重要,具备“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的信念,会对成员的行为发生深刻的影响。先进性团体的意识形态建设也是至关重要的。

笔者提出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一般性论述,一般性的政体模式理论,探索其政治哲学基础和具体制度安排。同时,希望中共领导人坚定对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信心。1840年之后,可以说,中国将“百代皆行党治国”,除非世界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进入世界大同。否则,以先进性团体整合人民、领导国家还是会成为历史的选择。这不是历史必然性,而是历史合理性,不是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而是中国的“顺乎天而应乎人”。

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失败了,我们也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这是正确的,但需要令人信服的论证。笔者认为,当下尤其需要建设一个“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党的持续建设和不断改造”理论,党建其实是中国的第一政治大学问,需要不断地探索。 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与方法下,党建工作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成功,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因不知作者姓名,特此致歉!请作者与大同思想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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