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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儒家而非党派的发明

字号: 2016-10-31 17:17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卢敦基 访问量: 我要评论()

核心提示:明末清初的儒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一时士林风气为之大变。他们强调道德自觉,时刻反省自己的过错。刘宗周创办证人会(亦作“证人社”),解“格物致知”为自我道德修养,同时尽情倾吐自己的心曲,与朋友同志互相印证。“若方有一毫遮掩的心,便不是慎独。”如果觉得事涉私密,不便在大庭广众面前吐露,其实也就是不肯担当。所谓“事无不可对人言”,看来是儒家为人的准则之一。

 

刘宗周

明末清初的儒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一时士林风气为之大变。

他们强调道德自觉,时刻反省自己的过错。这种追求崇高的动力渊源何自?其实践为何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说实话,像我这样多少算是读过一点书的人,也完全想不到明末清初的儒生,竟然发起了那么一场声势浩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而且做得是那样的认真、严厉和决绝,一时士林风气为之大变。这是王汎森《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告诉我的(详见书中《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一文)。由此,也终于把躺在书架上多年、由我的同事们标点整理的明末大儒刘宗周的《人谱》(收入《刘宗周全集》,吴光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翻出来浏览一过。刘宗周把自己可能犯的过错分为六大类:微过(在念头未起之前的潜伏过错)、隐过(藏而未露的过错)、显过(表现于形体动作不敬的过错)、大过(违背天地君亲师五伦的过错)、丛过(各种行为过错)、成过(没完全看懂,似乎是说怎样与前五种过错作搏斗的法门六种)。为具体起见,试将“丛过”中的条目抄于下以备一览:

游梦、戏动(打闹)、谩语、嫌疑、造次、乘危(冒险)、由径(抄小路)、好闲、博弈、流连花石、好古玩、好书画、床笫私言、蚤眠晏起、昼处内室、狎使婢女、挟妓、俊仆(带俊美的仆人,此有同性恋之嫌)、畜优人、观戏场、行不避妇女、暑月袒、科跣(光头光脚)、衣冠异制(奇装异服)、怀居(留恋安逸)、舆马、饕餐、憎食、纵饮、深夜饮、市饮、轻赴人席(不拒饭局)、宴会侈靡、轻诺、轻假(随便借给别人钱)、轻施、与人期爽约、多取、滥受、居间为利、献媚当途、躁进(急于仕进)、交易不公、拾遗不还、持筹(理财)、田宅方圆、嫁娶侈靡、诛求亲故、穷追远年债负、违例取息、谋风水、有恩不报、拒人乞贷、遇事不行方便、横逆相报、宿怨、武断乡曲、设誓、骂詈、习市语、称绰号、造歌谣、传流言、称人恶、暴人阴事、面讦(当面攻讦)、讥议前辈、好讼、终讼、主讼、失盗穷治、捐弃故旧、疏九族、薄三党(轻薄父族、母族、妻族)、欺乡里、侮邻佑、慢流寓(看不起外来人口)、虐使仆僮、欺凌寒贱、挤无告(欺压小民)、遇死丧不恤、见骼不掩、特杀(杀牲口)、食耕牛野禽、杀起蛰(宰杀冬眠后刚醒过来的动物)、无故拔一草折一木、暴殄天物、亵渎神社、呵风怨雨(骂老天爷)、弃毁文字、雌黄经传、读书无序、作字潦草、轻刻诗文(急于出书)、近方士、祷赛(祈祷鬼神)、主创庵院、拜僧尼、假道学。

诸位不妨对照一下,在今天大家鼓吹的健康的爱好生活方式中,有多少被刘宗周列入了过错的领域

这些行为的自我检查并无上级或家中长辈监督,检查者的心中也没有一个如基督教中那个全知全能的上帝,更没有一个可以主宰因果报应的如来佛。刘宗周只是燃一炷香,放一盆水,置一蒲团,交趺齐手,屏息正容,于静坐中默想:自己本人,但一朝跌足,便为禽兽。于是开始反思自己近来有无过错,运用条目,一一对照,直到错误显现,邪念去尽,却成人之本来真面目。

刘宗周还创办证人会(亦作“证人社”)。所谓“证人”,非今日法律学之术语,而是人要自己证明是人而非禽兽,强调人的道德自觉,知过能改。这就必须靠时时反省自己的过错而达到。明令约止的戒条共12则50条。证人社第一次“开会”,时于崇祯辛未(1634),聚二百多人,解“格物致知”为自我道德修养。讲间仆役奉茶,寂静的会场哗然片刻。刘宗周当即指出:“只此哗然之顷,有多少知不改、物不格处。”他反复强调,讨论经书之义,不是提升人格境界的好办法。唯有独自一人,“坐下各各自证,清夜猛省,方有下落。”同时最好尽情倾吐自己的心曲,与朋友同志互相印证。“若方有一毫遮掩的心,便不是慎独。”如果觉得事涉私密,不便在大庭广众面前吐露,其实也就是不肯担当。所谓“事无不可对人言”,看来是儒家为人的准则之一。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王汎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当然,读《证人社语录》,讨论的具体私事甚少,我自己揣测应该是刻印不便,当然也不能排除事涉具体不宜公诸社外的想法,只有一个赵泰逢曾问:某日参加证人会,因嫁一里中孤女,与同事者有约,所以未终会而去,心中久久不安。刘宗周回答:你那日半途辍会,其实是根据曾子“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之旨,不应羞惭。后来的颜李学派,更要求对过错予以自罚,并组织同志成立省过会、规过会等组织,相互监督、相互规劝,指出别人的过错,更严格地规范自己的思想言行。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界从明末延续到清初的一股不容小觑的潮流。

开展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是功过不可相抵,用今天的话翻译一下,就是说道德完满也不一定享有现世间的幸福。

现在还在流行的袁了凡功过格,是说一个人只要做了善行,玉皇大帝就会给他打开善运之门,修多少善会得到多少福报。阳明后学的中坚人物王艮为了动员百姓向善,也采用了“造命说”,即命运由自造,只要努力,命运便在自己手中。这种满街皆为圣人的宣教中,使得儒学成为一时大潮,士工农商皆信阳明心学。但是,刘宗周的《人谱》只有记过、改过,而没有记功、记善的格式。他认为人成为完人是应当的,不值奖赏;而犯下恶行,则必须时时惩戒。他心中的天,虽然能够洞察一切却不是一个人格神。这就是儒学的特殊境界。

当然,这种方法一旦实施,我们当然可以设想像刘宗周这样完美的圣人,每天也许不必花不多的时间于自我批评上,但像刘宗周这样的读书人毕竟为数不会太多,而更多的平民百姓,在一天劳碌和衣食还可能短缺之余,又有何心力去从事这种决绝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真能亲身实践此道的,恐怕是儒学中那批抑郁型的、自敛的、严格要求自己的知识分子。他们活了一辈子也难得有笑脸,这种精神状态,与终日坦荡荡的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孔子确实也相去甚远。所以这种实践最终还是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以至于今天我们提到它,甚至会觉得它完全未曾发生甚至不可能发生。

儒生的这种追求崇高的动力渊源何自?

这又是一个极好的问题。早在西周早期,周公等发明了天命与道德紧密联系的观念,教导人们唯有修持道德,事业才能如日中天持于不坠。后来社会动荡分化,贵族中的一部分沦落为士,即纯粹的知识阶层,他们出于传统,出于传统中的道德担当,出于知识垄断阶层的自信与自我要求,创建了儒学学说,明确了严格的中国式道德准则。隋唐以来,以科举取士,这种道德感原则上得到强化。但是社会日渐进化,社会活动日趋复杂,社会主体再不像过去那样将重心系于贵族官僚与读书人身上,百姓的日常行为面临道德难题。

佛学与宋明理学应对这种难题而提倡自身的修为,为了动员大众参与,阳明学采取了直指心性的策略,但这种方法也带来了泥沙俱下、精粗杂陈的状况,所以明末清初的儒生再次严以从事,以决绝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重塑士大夫阶层乃至全社会的道德,特别以此指导私人空间的运作。只是这种方法只能行于一时一地一人,即使连当时也无法普及到广大民众。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奇特的道德建设方式仍然令人惊讶,值得敬仰。从此也可以看出,说中国如何缺少道德准则、缺少认真,这种一塌瓜子的概括其实是很不准确的。以今例古,往往是一种知识上乃至方法上的危险。只是,如果这种道德行为不是出自于自觉,而是持之以强力,而且加以推广,则可能又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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