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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即之:董仲舒是孔子之后最大的儒家

字号: 2016-10-31 17:32 来源:董子与儒学研究 作者:王即之 访问量: 我要评论()

核心提示:自古到今,读书做学问都是为了实用,说得高一点,就是报效祖国,为天下苍生谋福利。实用就是要看结果,不论咋说,董仲舒说服了汉武帝,从而改变了大汉形象,使大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华民族至今最好的时代之一,当时以至于现在的中华儿女都分得了或物质或精神方面的红利。我们为什么是汉族?我们为什么叫汉人?我们为什么说汉语?就是因为汉武帝时代的强大决定的。董仲舒就有这个本领,两千多年了,他之后的学者们,还没有一个人能凭借一番议论、一个理念而改变了国家命运的。所以我认为,董仲舒是孔子之后最大的一个儒家!

 

王即之(1958-),男,陕西长安人,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国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儒家文化和诗词楹联。

自从西汉儒士董仲舒向汉武帝刘彻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今,虽然两千多年过去了,但董仲舒的理论思想和历史功绩却与世长留,与日月同辉。他的光辉思想和响亮名字,也时常荡漾在我的心头,伴随着当前一浪高过一浪的国学尤其是儒学热潮,经过一遍又一遍的体味和比较,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从理论体系和致用之功夫两个方面来考量,董仲舒才是孔子之后最大的儒家,他远远超越了他之前的孟子、荀子,也是他之后的张子、程子、朱子和更多的其他儒家学者所远远不能企及的。本文拟就这个观点谈一点个人看法,还望方家指谬!

一、历代先王奠定了儒家良好的基础

中华民族从传说时期的三皇五帝到有文字记载的商周时期,都在强调伦理道德。所以要追溯伦理道德之根源,当然得从传说中的炎黄开始。

黄帝和炎帝是远古时代黄河流域的两个部落首领。由于黄帝后来被追尊为华夏的祖先,后人便把远古时代的许多发明创造都归功于他和他的“大臣”们,比如说黄帝建造屋宇,开凿水井,缝制衣冠,制造舟车弓弩,炼石为铜,创制乐律。他的妻子嫘祖发明育蚕,他的“大臣”仓颉创文字,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等等。同样的原因,由于炎帝也被追尊为华夏的祖先,后人也将一些发明创造的功劳算到他的身上,并称他为神农氏。

尽管炎黄二帝只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的发明创造也都是远古时代黄河儿女智慧的结晶,但是他们作为华夏民族先祖的象征和中华文明奠基者的化身,还是受到后人的尊崇与敬仰。

因此,在黄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之外的中华大地上,一直流传着许多有关炎黄二帝的传说,留下了许多同他们有关的名胜古迹。这些源远流长的传说和名胜古迹,对于增强华夏民族的认同感,激发炎黄子孙的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黄帝以后,黄河流域又先后出现了几位杰出的部落联合体首领,他们就是尧、舜、禹。

传说中尧又称陶唐氏,发祥地在今山西汾河流域。他的生活非常简朴,对百姓十分关心。部落里有人挨饿受冻,他说这是他使他们挨饿受冻的,有人犯罪受了处罚,他说这是他平时没有管教好的缘故,自己出来承担责任,受到百姓的拥戴。      

舜又称有虞氏,出生在姚墟(今山西垣曲东北)。传说他在接替尧担任部落联合体首领之前接受尧的考察阶段,曾在历山(中条山别称)耕田,在雷泽(今山西芮城北)捕鱼,在河边的陶城(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北)制陶,后来尧把他封在虞地(今山西平陆西南),今天山西运城市安邑镇还有舜帝庙、舜帝陵。舜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几次遭到继母和同父异母弟弟的陷害,而他被推举为首领后,却不计前嫌,宽待他的继母和弟弟,使他们大受感动,从而改邪归正,一心向善。

禹的先祖传说住在河套一带,后迁徙至今河南西部。他以天下为己任,率领百姓发展生产,治理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

由于尧、舜、禹治理有方,当时的社会获得很大的发展,呈现一片安宁、祥和的太平景象,“天下大和,百姓无事”,他们也因此被后人尊奉为圣贤。

然而,有治就有乱。在中国历史上,大禹第一次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从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世袭制度的先河。直到夏朝最后一个君主夏桀,他本名癸、履癸,商汤给他的谥号为桀(凶猛的意思)。履癸本来文武双全,赤手可以把铁钩拉直,但却荒淫无度,暴虐无道,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以至于国破家亡,被放逐而饿死。

这就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彖辞》)的商汤提供了历史机遇。这里所说的 “汤”,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治王朝的开基者——商汤。他领导商部族和其他反抗夏王朝残暴统治的同盟部族,一举推翻垂死腐朽的夏王朝,建立起新的朝代——商。建国后,他吸取夏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作《汤诰》,要求其臣属“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他还十分注意“以宽治民”,因此在他统治期间,阶级矛盾较为缓和,政权较为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他的所作所为,符合人民的愿望,因此得到后人的肯定和赞扬。

商王朝一代一代传到了商纣王帝辛手中,他是中国商朝末代君主,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这就为即将取代他的周文王、周武王创造了难得的便利条件。

周文王姬昌是周太王之孙,季历之子,周朝奠基者。他在位期间,“克明德慎罚”,勤于政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建都丰京(今陕西西安),为武王灭商奠基;旧传《周易》为其所演。孔子称文王为“三代之英”。周文王五十年(前1135年)崩,葬于毕原。前1122年,其子周武王姬发灭商建周,追尊姬昌为文王。周武王灭商后不久逝世,其子成王继位,因成王年龄尚小,由其弟周公摄政,辅佐成王。

周公姬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弟。因封地在周(今陕西省宝鸡市),故称周公或周公旦。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周公曾先后辅助周武王灭商、周成王治国。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周公以商朝灭亡为鉴,特别重视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的政治道德教育、治术教育和勤政教育,要求他们要“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力农无逸”。其言论散见于《尚书》中的《大诰》、《多士》、《无逸》、《立政》等篇中。他还提出以治绩考察、选任官吏。在平定三监之乱后,他还政于成王。他一生礼贤下士,勤政为民,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春秋以来,周公被称为为圣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圣之一。之后,历代文庙也以周公为主祀,孔子为陪祀。但是在唐开元时期,有着强烈权力欲的唐玄宗作为皇帝不能容忍周公在武王逝世、成王年幼时期主政以及西周末期周厉王出奔后的“周召共和”,于是下令取消周公文庙供奉的资格,改以孔子为主祀,但这丝毫不能遮挡周公的光辉。唐朝的韩愈为辟佛老之说,大力宣扬儒家“道统”,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统序。

从以上历史脉络可以看出,历代先王注重伦理教化,倡导仁爱相济,发奋勤勉,严于律己,制礼作乐,启智纠偏,为孔子后来创立儒家学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孔子继承先王道统创立儒学

周公之后,发扬光大儒家道统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在了孔子的肩上。孔子穷其一生、乐此不疲的事业便是“吾从周”、“克己复礼”。他首先在自己的国家并且是自己任司寇的国家鲁国向国君推广儒家文化,但孔子生不逢时,他所处的时代,实在是一个乱世,在那样一个风云际会、各霸一方的时代背景之下,法家和兵家最为政治集团所接受,而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让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根本不是那些急功近利、有奶便是娘、恨不得睡一夜就能取得天下的政治大亨们所能接受的。任凭他苦口婆心,滔滔不绝,鲁国君怎么也不为所动。

没办法,自己国家领导人不听,他就毅然决然地辞去了人们求之不得的正部级公务员鲁国司寇,告别了他如日中天的事业,带着众弟子周游列国,推广他的儒家文化去了。然而,天下乌鸦一般黑,事情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每走一地,都以希望开始,以失望告终,而且还多次遭到围追堵截,差点丧了性命。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年龄不饶人,在外漂泊了十四年后,孔子还是回到了“迟迟吾行也,离父母国之道也”的家乡。面对大势已去,梦想破灭的现状,他只能悲怆地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意思是说,我衰老的已经很厉害了,好久都没有梦见周公了。

既然年事已高,理想破灭,孔子也只能把“克己复礼”的梦想寄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了们了。

虽然孔子的弟子曾参、有若和再传弟子们把孔子的思想整理了出来,形成光耀千秋的《论语》、《大学》、《中庸》,教育和影响了无数的人们,但依然是乱世,还是没有一言九鼎式的人物重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化。好在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却被他的弟子们完整地记录了下来,不能不说这是中华文化之大幸也!尤其是孔子将中华道统从上层阶级的少数人传播到广阔的民间,开私学先河,更是功莫大焉!

过了一百多年,情况向好的方面转化了一些,那就是继孔子之后两个重要的继承人孟子、荀子出现了。

三、孟子、荀子继续打造儒家壮大根脉

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影响全面而巨大,素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孟子在政治上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在学术上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他提倡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游历于齐、宋、滕、魏、鲁等诸国,希望追随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声势浩大,前呼后拥,但前后历时二十多年,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和孔子一样还是没有得到在一个国君认可。其结果和孔子也一样,退居讲学。

和孟子同时代、比孟子稍大一点的荀子也是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又应秦昭王聘,西游入秦。还受楚春申君之用,为兰陵(今山东苍水县兰陵镇)令,晚年从事教学和著述。 荀子学识渊博,继承了儒学并有所发展,还能吸收一些别家之长,故在儒家中自成一派。在人性论问题上,荀子提出性恶论,说人性本来是恶的,之所以人性善是教化的结果。在天道观方面,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子对礼也很重视,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弘扬儒家文化方面虽尽心尽力,但机遇未到,也是枉然。

四、汉武帝使董子成为孔子之后最大的儒家

在孔子、孟子、荀子这三位儒家的代表人物屡屡碰壁之后,儒家又遭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灭顶之灾。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则主张“黄老之学”。尤其是有窦太后的倡导,整个汉初“黄老之学”大行其道,达到极盛。

但人们从秦朝的短寿中,不会不考量秦始皇“焚书坑儒”、灭绝儒学的教训的。在这种大背景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也在积极寻找着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途径。他一方面从维护大一统、确保社会有秩序向前发展的角度进行谋划,另一方面在孔孟荀的基础上,博览众长、兼收并蓄,重构儒家思想体系和理论框架,扩充儒家精神元素和形象符号,他潜心研究各家各派,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操作系统,以待时机的到来。

汉后元三年(公元前140年),汉景帝驾崩后,太子刘彻继承皇位,是为汉武帝。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大汉成立60多年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之上,不愿再像文景二帝那样保持现状、自得其乐了。他要大干一场,建立天下大同的家天下,树立中华民族的神圣尊严。

这样以来,汉初长盛不衰的黄老“清净无为”学说便成了汉武帝“大有作为”远大抱负的障碍。而且黄老之学在维护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诸侯王、地方豪强与中央政府间的矛盾,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成为客观要求。这就意味着和客观形势的要求甚为契合、和汉武帝远大抱负丝丝入扣甚至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董仲舒儒家文化系列马上就要闪亮登场了。

然而,好事多磨,汉武帝刘彻的权力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的。继承皇位之初,他并没很快享受到皇帝一言九鼎的尊严。因为他即位时只有16岁,对如何治理天下也还没有做到心中有数。加之窦太后把持朝政,使他根本无法放开手脚大干,他只能韬光养晦,以青春赌明天,等待祖母的自然老去再说。

一直等到刘彻即位的第五年,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命赴黄泉,刘彻才开始行动了。

窦太后死去的第二年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来到长安,共商治国方略。

这时“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而三年不观舍园”的董仲舒提出了精研已久的系统理论体系。他借助于可以自由阐发的“春秋公羊学”,继承孔孟儒学传统,汲取道家理论精华,融会阴阳五行观念,收纳墨法合理因素,建构起一个集“天地”、“阴阳”、“道统”、“规则”等百家学说与儒家“三纲五常”高度融合的大一统理论,可以说他就是儒家苦苦等待了多年的代言人。

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只要独尊儒术,法度自然就昌明了,民众自然就有所尊崇了。  

在描绘宏观方向的同时,董仲舒还提出了具有极强操作性的微观方法即“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简称“三纲五常”。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是有主次、上下和先后顺序的,表现在: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说到底就是董仲舒归纳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按阴阳之道来解释,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主动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被动的地位。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人伦等级和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

董仲舒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在对董仲舒的精彩理论体味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我个人认为,从汉语言文学的角度来看,这里的纲就是纲举目张的纲,“三纲”的意思也和纲举目张成语的意思比较接近,都是在说主和从的关系问题。纲原意是指鱼网上的总绳,比喻事物的主干部分。与它相对应的就是目,指网眼,比喻事物的从属部分。这个成语是说只要抓住事物的关键,就可以带动其他环节,也比喻文章条理分明。语出班固《白虎通·三纲六纪》:“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意思说如果捕鱼的网有刚则千万个孔眼就会张开。又出自郑玄《诗谱序》:“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意思是说只要把纲举起来,千万个孔眼自然就会张开;只要把关键的一本书读通了其他篇章就自然明了了。

从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的本意来看,“三纲”自然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要分别服从于君、父、夫。但从董仲舒的思想和他尊崇的孔孟思想来综合考量,董仲舒在这里同时也要求君、父、夫要为臣、子、妻起到顶天立地的作用,类似于天、太阳、晴、高、大、上、龙、虎、豹等等阳刚作用,要勇于担当责任,做力挽狂澜的君王、顶天立地的父亲和永远是靠山的丈夫。说到底这种关系是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平等的、庸常的伦理关系。

我以为,董仲舒不愧为儒家在汉代乃至在中国文化史上响当当的代言人!他的学术思想尤其是“三纲五常”的提出,正好迎合了汉武帝在先辈六七十年休养生息所奠定的雄厚经济基础上,“变垂拱无为的寡欲政治为扩张皇权的强权政治,变小富即安、约法省禁的无为而治为世界大同、王道天下的中兴而治”的远大抱负。自然汉武帝也就全盘接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和董仲舒便一同高规格走进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地带。

汉武帝深知,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要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就必然要有一个统一的价值理念来统一国人的步调和行为。他便很快罢黜了“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开始大批启用儒家学者。就这样经过董仲舒的精彩裁剪,百家的精髓成了儒家的养分,孔子当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万丈豪情,孟子当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不可一世,荀子当年“制天命而用之”的踌躇满志……终于在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完美搭配中得以实现,就此形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好局面。

从以上通过对炎黄二帝、尧舜禹三帝、商王、周文武二王、周公、孔子、孟子、荀子、董子等先王和圣贤的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出,炎黄二帝、尧舜禹三帝和周文武二王、周公,他们对儒家学说主要是实践性的,因为他们独霸一方,大权在握,在行政上有推广儒家学说的天然条件。加之他们宅心仁厚,替天行道,身先士卒,从我做起,然后振臂一呼,向天下人推广。这样社会效果就会非常好。其中的周公,虽然没有直接成王成霸,但却是摄政王,在行政权利方面不亚于君王,所以在致用之功方面尤其是理论构建方面,较之先王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可以说,孔子就是五百年后周公的代言人,孔子在周公基础上创立了儒家学说,而且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在异国他乡漂泊十四年推广儒家学说,但由于没有先王们的行政权利,又处于一个乱世,自然很难把儒家学说推广开来。

孟子和荀子虽然在理论上各有建树,在致用和推广方面也尽力了,而且势头比孔子还好,但也还是处于乱世,最终没有受到君王的接纳。

而董仲舒就不同了,作为孔孟荀之后儒家的又一座丰碑和千呼万唤才出来的代言人,他既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又有召之即来,来只能战,战之能胜的雄辩本领,又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当汉武帝向天下学人征集治国方略时,他在第一时间马上能占领先机,说服汉武帝接纳他的观点,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一下子把一个平铺直叙、按部就班、无为而治、不思进取的汉初社会,打造成积极进取、主动出击、成王天下、统领世界的大汉王朝。

也许有人说,董仲舒投机逢迎,谄媚朝廷,取悦于汉武帝,把儒家学说出卖和糟蹋了,使之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这话听起来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文化人,就应该坐在书房好好读书做学问,为什么要如此招摇、如此不安分呢?

但仔细一想,又觉得此言谬矣!自古到今,读书做学问都是为了实用,说得高一点,就是报效祖国,为天下苍生谋福利,而不是让人看着像一个读书人,风流儒雅,道貌岸然,高谈阔论,不可一世。不是的,三皇五帝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孟荀都不是这样的。读书就是为了实用,实用就是要看结果。不论咋说,董仲舒说服了汉武帝,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而改变了大汉形象,使大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古代最好的二个朝代汉唐之一,中华民族至今最好的时代之一,当时以至于现在的中华儿女都分得了或物质或精神方面的红利。我们为什么是汉族?我们为什么叫汉人?我们为什么说汉语?就是因为汉武帝时代的强大决定的。董仲舒就有这个本领,两千多年了,他之后的学者们,还没有一个人能凭借一番议论、一个理念而改变了国家命运的。所以我认为,董仲舒是孔子之后最大的一个儒家!

参考文献:

【1】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

【3】陆胤《孔子先尽人事后由天》,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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