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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静云:在新石器中期,中国最先进的地区是以洞庭澧阳平原为中心的湖湘地区

字号: 2016-11-01 16:20 来源:大同思想网 作者:郭静云 访问量: 我要评论()

核心提示:根据目前可见的考古材料,在新石器中期,长江中游文化发展最先进的地区,乃是以洞庭澧阳平原为中心的地区;平地文化体系的白陶刻纹以四、八、十六角星图和抽象几何纹为主[5]。同时期的山岭区,亦有属于游猎文化的聚落,如湖南黔江高庙、桂阳千家坪、辰溪松溪口和征溪口[6]、长沙南托大塘等遗址[7],皆为当时从事游猎的先民文化;

南岭中心地带:以新石器时代白陶和八角星图为例

【编者按】前文转载了刘志伟教授从历史人类学角度对于南岭研究提纲挈领般的深度思考。本文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南岭就在文化传播(以及稻作起源)诸方面,扮演关键角色。

 

一、前言

新石器中晚期江南各地出现刻纹白陶礼器,其出现范围很广:西到湘西山麓,东到浙东钱塘江下游,北到长江,南到珠江三角洲,出土刻纹白陶遗址的年代在距今7700至5300年间(未经过树轮校正的碳十四数据[1])。礼器上的刻纹包含各种抽象的几何纹、鸟头、獠牙、山水纹以及八角星图等刻印纹饰。其中八角星图在历史上成为跨文化、跨时代的庞大传统,直至青铜早期以及商周时代,八角星图纹饰依然常见于中国多元文明的地图上。

刻纹白陶和八角星图,两者是学界很关注的问题,且因为八角星图早出现在新石器中期的白陶上,学界经常将这两个问题合为一谈,笔者也同意这两个问题存在关联性。可是白陶上另有其它刻纹,大部分学者把所有的白陶刻纹视为分布于湖南山麓地区之高庙文化的创作。[2]但以笔者浅见,这个问题还需要更深入地讨论,这些陶器刻纹留下的蛛丝马迹,是农耕和游猎族群的技术、观念、形象彼此交换与融合的遗迹,透过对刻纹的解读,我们或许可以观察到那个时代平原与山区文化互动与演进的过程。因此本文拟从文化与时空背景谈起,思考刻纹白陶所隐现的历史。

 

二、新石器早期“南岭中心带”大文化体系的背景

郭伟民先生曾经提出,以南岭山脉为中轴的史前文化体系。其范围在“西与云贵高原相连,向东延伸至闽浙……南岭即是长江水系众多河流的源头……向东逶迤至浙、闽、赣之间的武夷山脉和仙霞山脉,则构成钱塘江、瓯江、闽江几大水系诸多河流的源头,形成以南岭和武夷山脉相连一体的南方山水环境……这种山水环境形成了以南岭——武夷山为中轴,以河流为轮辐向两侧和四周呈放射状分布的地理格局,并由这种地理格局而形成以南岭为中心的华南史前文化体系……有三大地理单元: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南沿海三角洲与低山、在它们之间则是山间小盆地与丘陵。”[1]郭伟民先生所描述的空间概念,实际上颇为准确地描绘出旧、新石器采集和渔猎人群迁移遊动的生活范围。采集游猎人群的流动性高,逶迤连绵的山脉走廊、溪河之蜘蛛式交通网,都是史前猎民和采集者们维系生存命脉的路径。在这些地区不断迁移采集狩猎和营居的人群们,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从武陵山、雪峰山脉移到武夷、怀玉、仙霞山脉,这便是本地域广阔范围内出现大体相似文化的时代背景。

正是因为这一大文化体系背景的存在,地处偏湘西的高庙和浙东河姆渡[2],两者都可见双鸟头纹,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图一),只是其内在意义还需要进一步思考[3];同样也由于这一背景的关系,而使刻纹白陶出现在以整个南岭为中轴的广大地域里。

图一双鸟头图

1、高庙遗址出土白陶的刻纹;2、河姆渡遗址出土骨器的刻纹。

但新石器中期在该地域里,除了源自旧石器末期山地游猎及采集者的古老文化之外,还有新形成的农耕文化。以农耕维生的新型农民,离开了山林而选择到平原地区栖居,努力发展新的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方式。刻纹白陶虽然较多出现在山地遗址中,但澧阳平原皂市下层、汤家岗亦有这类礼器出土。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山地与平地生活条件,以试图了解这些礼器纹饰的来源及属性。

 

二、平原聚落空间安排和新兴的时空观

在中国新石器早期多元文化并进的地图上,出现稻作农业的发祥地。至新石器中期,稻作农业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由于农耕生活方式的变化,其聚落、文化与时空观念亦有系统性的演化。

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长江中游两湖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农作方式,决定了聚落的结构化形态。从旧石晚期至新石器早期部分走向低地生活的人群严重依赖水生食物资源而不得不临水而居,并在这种环境中认识了稻谷而逐渐发展出稻作农业。处理水与居地的关系便成为此时择址营居的重要考量[4]。

举例来说,属于彭头山文化时期的八十档遗址,发现了与古河道有关联的土墙、环壕,其聚落已呈现一定的规律性[5]。八十档遗址环壕聚落的安排与水系有关系,一方面可以视为稻作灌溉系统的萌芽,另一方面从村落布局的规律性来看,可知有生活空间结构化的趋势。虽然皂市下层文化的聚落资料不足,但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出一脉相承的关系,即聚落的安排越来越有系统性。郭伟民先生指出:“平原临水的低岗是这类聚落的首选之地。几乎在每一处聚落的附近都有大小不一的河流。临水而居是从彭头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的栖身方式。在澧阳平原的周边,不是没有山前台地,但是在这些台地上很少有新石器时代遗址,说明当时的人们必须选择平原,并在临水的低岗居住,这几乎是平原地区稻作农业社会的唯一栖居模式。”[6]

人们来到平原栖居并逐渐依靠农作的生活变化,必然影响到其观念的变化,尤其是空间观念。山间狩猎人群的空间感逶迤曲折,需要依靠可参照的标定点指南而选择路径走;平原的空间宽阔,想掌握平地空间的人们,需要将空间在自己的观念里规律化。将平地的自然空间规律化的方式,便是以日出(东)、日落(西)、日中(正南)、夜中(正北)等四个日常在平原生活所观察的方向,将空间分为“四方”,再分四方为八方。有了“四方”和“八方”就有了“中央”。将自己的聚落视为“中央”的观念,在山区生活的人是不会有的。在山间的空间里八方的角度不直,更难有“中央”概念。因此,八方空间观是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才会出现的观念。另外,只有日出、日落的二分时才直指东西的方向,且二分的时间恰恰是春秋季节的变化指标(对依靠农作的人们而言十分重要),因此平地农民“八方”观念自然配合有农耕季节的规律性。这就是新形成的农耕族群的时空观念。

图二坟山堡出土八角星图

此观念的形成,到皂市下层早期已可见痕迹。在坟山堡遗址(未校正的碳十四年代是距今7700至7300年间)出土的器盖上,出现具代表性的透雕,其图案为内以三个同心圆、外圈以八角星形的结构[7]。这种结构所欲表达的时空观念很清楚:中央和八方。这一件礼器可视为八角星图此一重要传统的源头(图二)。

图三 八角星图

1、崧泽遗址出土的陶壶和其底纹;2、崧泽文化绰墩遗址出土的访轮;3—4、靖安郑家坳遗址出土的访轮;5、樊城堆遗址出土的纺轮;6、薛家岗三期陶器盖;7—8、凌家滩玉器;9、大墩子遗址出土的陶盆;10、花厅遗址出土的器盖;11、小河沿遗址出土的陶座

 

三、八角星图扩散范围及其传统渊源问题

从新石器末期以来,八角星图成为各地通见的纹饰,如苏浙崧泽(图三:1、2)、江西靖安郑家坳和樊城堆(图三:3—5)、安徽薛家岗三期和凌家滩(图三:6—8)、苏北大墩子和花厅(图三:9、10)、东北小河沿(图三:11)等文化遗址,其礼器上都出现了四方和八角星图[1],即使至商周时代的礼器也依然常见,如参殷墟郭家庄160号墓出土弓形马器上的八角星图(图四)[2]。八角星图问题在学界被论及很多,有关它的来源,有一段时间普遍认为源自崧泽文化,而后这种图案却又被发现在湖南汤家岗文化的白陶礼器上(图五)。汤家岗文化未校正的碳十四年代为距今6800至6300年间[3],比崧泽(未校正的碳十四年代在5300至4800年间[4])早千余年,所以这图的年代应该要更早。在近几年的发掘中,比汤家岗更早的白陶礼器被发现在湖南山区高庙文化遗址中,其中也有八角星图,为此问题提供了新线索。这些发掘都使八角星图的来源问题引起了新的讨论。

图四 殷墟郭家庄160号墓出土弓形马器

图五 汤家岗白陶上四、八、十六角星图

虽然皂市下层文化从前期的坟山堡遗址已发现白陶和八角星图,但最近大部分学者认为,因皂市下层的白陶数量不多,所以推论其应为高庙人的创作,此类遗存所代表的,乃是源自高庙等山区遗址的精神文化,包括从新石器晚期以来大量跨文化出现的八角星图,也都是高庙文化的贡献。[5]以笔者浅见,这些陶器刻纹所展现的是平原农耕族群和山地游猎族群彼此间交换与融合的图景,我们或许可以从中观察平原与山区文化在新石器时代互动演进的过程。

 

四、平原与山地:生活、技术、观念之差异及混合

首先,技术和传统的发展地区未必与发祥地相同,所以不能以出土数量多少确定来源;第二,皂市下层白陶的土质与该遗址的较深的土质相同[1],因此可以确认这是本地制作的器物。湖南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少量发现高岭土,因此白陶可能会有很多个制造地区。对照碳十四数据来看,高庙遗址下层的两次发掘,未校正的数据是在距今7200至6700年间,其陶器器形与澧阳平原胡家屋场遗址接近,年代也相符[2](胡家屋场是皂市下层中期文化,年代在7400至6900年间)。虽然属于山地的千家坪遗址其白陶年代可能比高庙下层还稍微早些[3],但却不早于坟山堡(距今7700至7300年间),且八角星图在山区较多出现在晚期的遗址中,如松溪口贝丘遗址所见(其未校正的碳十四年代在距今6500至6000年间[4],相当于汤家岗后期大溪初期阶段)。

图六 高庙刻纹白陶

1、高庙遗址白陶簋;2、高庙遗址白陶罐高领刻纹;3、高庙遗址白陶钵刻纹;4、松溪口遗址出土的白陶豆;5、松溪口遗址出土的白陶罐口部。

图七 松溪口遗址出土的一件白陶盘

根据目前可见的考古材料,在新石器中期,长江中游文化发展最先进的地区,乃是以洞庭澧阳平原为中心的地区;平地文化体系的白陶刻纹以四、八、十六角星图和抽象几何纹为主[5]。同时期的山岭区,亦有属于游猎文化的聚落,如湖南黔江高庙、桂阳千家坪、辰溪松溪口和征溪口[6]、长沙南托大塘等遗址[7],皆为当时从事游猎的先民文化;在这些从山地遗址出土的白陶上,最常见的刻纹图案主要有两种:鸟头图和猛兽獠牙图(图六:1—3),在历史上各自影响两大传统的形成。鸟头图的属性尚需要进一步考证,但山区狩猎、平地农耕族群都有崇拜鸟类的信仰;而猛兽獠牙图无疑源自猎民精神文化[8]。此外,在高庙文化类型的白陶和红陶上,明显可以看到山水形状的刻纹(图六:4、5),此乃山地先民形容其周围的环境,尤其千家坪遗址的刻纹陶上这类“风景”图甚多,更包含山水及树木的图案。这些山水图的空间复杂曲折,完全符合山区的自然状况,然而刻纹中同时亦可见源自平地的八角形图。

松溪口遗址出土了一件白陶盘,其精致刻纹包含了山区和平地两种图案:盘外壁的刻纹分成三条饰带,下带虽然有规律,但抽象难以辨识,似乎是两组沼泽植物;中带有像是猛虎的双猛兽对立而口拉某一条线(但由于礼器残缺,所以这条线的形状不清楚),上带则有一行山岭。该刻纹所表现的空间逶迤曲折,然而陶盘底纹的图案,其内同心圆和外圈方尖纹环环相套,外接八角星图案(图七)。以笔者浅见,这件白陶盘的纹饰是山区游猎和平地农耕两种生活方式和观念联合的结果。

山区游猎是源自旧石器时代的远古生活方式,虽然在某种度上被视为“落后”:渔猎族群不去主动掌握、改善自己的生活空间,不主动创造而顺其自然猎取食物;但与此同时,凭藉着古老而少变的生活经验,而在其精神文化里蕴含着古老的传统,使得观念中的形象颇为丰富。平地农耕文化相对山区游猎文化而言,因其年轻而并没有累积那么多经验和传统,尚未形成完整的、系统化的观念和形象。是故,山地高庙白陶刻纹比平地皂市下层、汤家岗更丰富,这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从另一个角度看,农耕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开拓、掌握新的生活空间,并不会仅仅顺其自然,而是配合自己的需求,去主动改善自己的生活:砍树、耕地、治水、建房等,在这样的目的下,便形成了很多新技术。人口增加、技术进展、生活改变等,都是互相促进的过程。虽然高庙白陶刻纹比皂市下层、汤家岗文化复杂,但是刻纹陶器和白陶技术还是源自平地农耕皂市下层文化中。高庙的器形从大约距今7500年(千家坪)至6000年(松溪口)等维持基本不变,大部分器形都如皂市下层文化所见;而平地文化在同一时期内,已几次创造和弃用很多新的器形,文化面貌从皂市下层转成汤家岗、大溪早期的模样,与山地相比,变化已很大。

对于山地族群而言,游猎、渔猎生活方式多年少变,白陶礼器依然满足他们精神文化的需求,因此也不太有所变化。平地社会由于不断发展新的生活方式,文化也跟着有所演变。从我们所知道的后期时代的生活经验可知,在农耕生活已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后,进入了所谓不景气的状态:农村的生活多年不变,但新进的城市生活方式一直在变动。早期的情况类似,新兴的农耕生活不断演进,相比而言,古老的渔猎生活则趋于稳定。就是因为如此,新石器中期山地猎民的生活变化速度慢,做事方式、文化观念依旧不变,而处于幼年期的平地农耕社会则不断发明、掌握新技术,开拓新空间,表现出相对快速的演进。

从陶器而言,刻纹白陶虽然是外观很精致的优美礼器,但器形单一,刻纹技术通过大量简单细密的重复刻划便可达到装饰效果,就像没有发明陶器之前的木刻、骨刻一样,是为古老的传统,在陶胎上刻纹比骨刻甚至更容易一些。此技术并不采用陶质材料本身的特性,拓展制陶技术而掌握新的可能性:如创造新的形状、新的作用,配合新的需求调整尺寸,提高制陶温度,以及加强其坚固性等等。而这些方面恰是农耕文化所追求掌握的,所以在汤家岗文化之后,大溪文化基本上不再采用刻纹白陶,而进一步改进制陶技术,制作包过彩陶、红陶等陶器,也创造出很多新器形,并发明轮制陶器等等。

据上文可知,从高庙文化和皂市下层——汤家岗文化的关系可以看到,山地游猎文化借鉴和模仿低地农耕文化的技术。但是,前者并非机械、被动地模仿,而是借用后者新技术进行再创造,以符合自身精神和文化生活之需要。山地族群悠远、稳定而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赋予刻纹白陶更丰富更有张力的表现形式和更持久的生命力。尽管此后低地陶器风格数度演进和变化,并且,与刻纹白陶一同传入山地的其他实用陶器造型和风格也随时代而发生变化,直至消散,唯有刻纹白陶礼器变成为山地族群的精神文化传统,继续被山地族群珍视和使用。所以,以至于在江南地区山丘地带,直至屈家岭早期还在制造刻纹白陶。

 

五、平原与山地:发展与扩展之别

山地游猎生活的内容虽然不变,但其生活范围和流动率依然高,虽然已不如旧石器时代那么高,但猎人的山间逶迤之途,依然可以成为交流、传播的网络。可以说,平地农耕文化多见内在的自我进化、发展和变动,而山地游猎文化则多见外在空间的扩展和游动。这种差异在白陶礼器上亦有所反映。在刻纹白陶的发祥地澧阳洞庭平原,汤家岗文化之后白陶礼器不再见;而在山麓地带,从皂市下层文化时代起,该技术和样式一路传播到整个江南、南岭地带。

因此,与高庙纹饰同样的白陶发现在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中(图八:1—3)[9],其年代相当于汤家岗文化(未经树轮校正碳十四年代是距今6500~6000年间[10])。太湖西南丘陵骆驼墩、溧阳神墩、西溪等遗址(未经树轮校正碳十四年代是距今5500~5100年间[11]),年代相当于大溪晚期屈家岭初期时代[12],其生活方式仍与高庙人有很多相似之处,遗址中也发现很多蛤蜊[13],亦有发现一点刻纹白陶碎片,不过纹饰已不如高庙精致(图八:4)[14],可能属于晚期边缘文化的遗物(骆驼墩遗址马家浜类型的磨光红陶比白陶更加精致)。此外,这种陶器技术亦越过南岭,出现在岭南和沿海地带,刻纹更加简单,如深圳咸头岭遗址的刻纹白陶(图八:5)[15],年代应相当大溪时代(未经树轮校正碳十四年代是距今5900~5700年间[16]),且在南岭山地、岭南和沿海地带的此种陶器风格一直保留至更晚时期。或许将来还可以发现刻纹白陶出现在江西和皖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其它江南和岭南地区很可能还会发现刻纹白陶遗物。

图八 江南和岭南地带出土的刻纹白陶

1—3、罗家角遗址的白陶碎片;4、溧阳神墩址的白陶碎片;5、咸头岭遗址的刻纹白陶杯。

 

六、总结

总而言之,在平地农耕社会不断演化的同时,山地也会吸收一些新技术,然后表现出较平地更为迟滞而少变的状态,并把该技术或样式续传至远地。因此刻纹陶与白陶技术和礼器形状,虽然源自澧阳洞庭平原皂市下层农耕文化,但山地高庙文化和其他游猎族群吸收它,并配合自己的需求修改其纹饰,而远传至以整个南岭为中心的广大地域里。在远传技术的同时,山地人也会用其来表达自己的信仰,以自己信仰的形象影响各地,包括回头影响原创地;或者像前文所提松溪口陶盘,创造出山地与平原两种观念混合的构图,并使它影响各地。

以笔者浅见,白陶礼器有助于我们观察,新石器中期平原农耕和山地游猎族群的互动。在皂市下层、汤家岗文化时代,农民和猎民的来往应仅止于知道彼此的存在,互相观察而已。当时农耕生活偏穷,不至引起山地人进行合作或掠夺的兴趣,最多有一些肉、谷,或者陶器、石器之类的交换,但还没有很多交易、合作或斗争的发生。所以山地人虽然从平地人学到刻纹陶和白陶技术,但将其用到自己的文化与信仰脉络里,多年保留自己的文化内容,不再跟着平地文化平行发展。不过刻纹陶与白陶技术流传,还是显示一种非直接的“合作”:平地人创作,而山地人流传并使其意义变得更加丰富;当平地人已然弃用时,山地人仍保留和传播至远地,就好像反射皂市下层文化的星光而扩散到各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常见:创造者和广泛使用者经常不是同一个文化,创造者放弃,而吸收者深为吸引,当作自己文化之核心,并广泛传播到各地,就好像原有的那颗星已熄灭,而它的光经过多次反射还在闪烁,忽明忽暗地扩散光芒。

时代越晚,平原与山地人的互动越多,现有材料虽少,但仍可以观察到这一漫长的演化过程。两种地带共同的因素在逐步增加,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溪时代,两种族群之间的来往已明显开始走近。这种变化应不仅在长江中游可见,长江下游马家浜晚期也可以发现山地与平原文化混合的趋势。

本文以《新石器时代刻纹白陶和八角星》为名刊于《东南文化》2014年第4期。

Tags:白陶 八角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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