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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拜之礼:人在“江湖”,天经地义

字号: 2016-11-03 15:19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王斌 访问量: 我要评论()

核心提示:江湖亦属小型化的专制体制,只是与大集权在利益分配上有了冲突,但本质如出一辙,甚至同构对应。比如它们都需要一个绝对核心,都需要讲究绝对忠诚与服从,为什么读书人就看不到这一点呢?有人会说,江湖之人行跪拜是正常的。那么我想问了,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谓江湖,莫非就等同于跪拜?无跪拜则无“江湖”吗?

野夫收徒,徒弟向师父行跪拜礼

近见一号称土家野夫的人物张罗收徒,本也无可厚非,收几个徒儿乃其私事,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无关他人。但我注意到了其收徒仪式的荒唐:居然让他弟子为其行跪拜之“礼”,这就有点兹事体大了。显然,此一行止多少触犯了现代社会所倡行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之原则。基于此,我有点按捺不住,必须说几句了。

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让人跪拜,这是我坚持的基本理念,虽然我不反对别人这么做。就像在开明社会,我们允许小人的存在,并同样赐之以自由之权,但是,这并不等于小人一旦获了此权就不再是一个小人了——从社会人格而论,你还是小人,只是你有权利做一个小人而已。

所以,土家野夫所行的跪拜一事本不必讨论,一如郭德刚、赵本山之流的“收徒”不值得我们讨论一样,因为不入高贵者流。但是,土家野夫在面对众家的质疑与非议时,居然信誓旦旦写了一篇辩护词,拿出“文化传统”为其脸上贴金,招摇过市,这就显得格外滑稽了。也正是因了他的这一公开辩护,这个跪拜事件成了一个人们纷议的准公共事件,既然“公共”了,那么我们似乎也就有权对此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了。

跪拜,本质上就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变体,或曰变形反应,它是对人的精神与心理的柔性占有并侵入,并以绝对权威之形式实施对被跪者的精神驾驭与统治。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乃是因了一次发生在斯德哥尔摩某银行的抢劫事件,社会与心理学家不无惊异地发现,被劫者居然忠贞不渝死心塌地地爱上了抢劫者,这一奇异现象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由此进入了心理与社会学之研究,此一研究的结果就是诞生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说——它仿佛是嵌入我们人性中的某种精神基因,与生俱来,一旦遇上合适的时机、条件与场合,便会发作与发酵,从而左右人的精神与心理。但被左右者却对此一无所知,而且误以为被该综合症所左右的心理并非来自“被左右”,而是出于自我选择。

严格说来,这就是一种精神病症。此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之发现,警示着现代人必须对发生在内心深处的、不为一己所知的、对某物或某人的崇拜与依附需要有所认识,因为它是一种你所看不见的精神绑架形式(比如现代青年对某女神、小鲜肉、偶像的精神迷恋与崇拜,就属于这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所以说,清醒者必须对此一病症保持高度警觉,无论它以什么样的形式、面目出现实施这类绑架,我们都必须警惕且远离它对人的操控。

跪拜仪式,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的精神绑架。尽管为此辩护者会说跪拜者是自觉自愿的,无人绑架。我在上述中已说明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典型特征:它的精神绑架貌似无人在场,貌似是你自愿作出的选择与决定。不过,这一“综合症”有一个存在性的前提条件:被绑架者对其行为的选择,其实是出自于对另一存在体——你所崇拜的物或人——的崇拜,于是便有了一种被催眠般不由自主的精神依恋与依附。这时,他会变得对此一“对象”无体投地,个体之存在性与理智已在无形中丧失,只有惟命是从。而跪拜这一姿势,就已然经典性地或象征性地说明了“五体投地”的存在事实。

在辩护词中,土家野夫还口出狂言,号称“我就是江湖”,看了让人哑然失笑。

先说有“江湖”吗?所谓江湖,不过是从《三国演义》与金庸小说中衍生出来的一个虚构的存在。现实存在的只有民间社会,即自组织性的相互合作与协调的小共同体。那么这位土家野夫为什么要宣称他代表了“江湖“呢?不外乎江湖中一老大式的人物存在,可以呼风唤雨,可以操控江湖,以至江湖上可以风生水起。同时,江湖因有其传说中的神秘性与另类感,让一众不明真相者亦无脑之人容易被这一“传说”所掳获和追随,甚而被洗脑。

为了让此一“江湖”变得煞有介事,像模像样,一如《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我们的“传统”又制造出一套符合江湖规则的仪式,由此,江湖一说便诞生了,其实它仍然是民间社会的一种另类存在形式而已。可一旦被人冠之以“江湖”,那些人生中的失意者、青春期的骚动者、负气仗义者,便堂而皇之啸聚在了一起,共同推举或拥戴一横空出世之老大,然后排排座次,立个山头,这就可俯视天下了。其实呢,他们还是置身民间社会中,只是为了哗众取宠换一说法而已,此一说法的“合法性”追溯其源头,还是来自虚构中的《三国演义》。

热议中还有人说,跪拜是拜“义”。果真如此吗?君不见跪拜者的头顶上还坐着一居高临下的“老大”吗?那是在拜人。义,在这里是被扭曲的。义,向来是抽象的,存在于我们的一腔热血中、我们的心中,没有一个需要跪拜的“老大”。若有了,那就是跪人而非拜义,这中间是有本质区别的。另外,没了跪拜就没了所谓的春秋大义吗?再者,义之本身,我们是否也须重新审视与质疑?还有,一个具体的存在者(所谓受跪拜的师傅或老大)能说明他就是大义的完美体现者吗?能说他就代表了“义”?

所谓荒唐乃在于此。

即使说到传说中的“义”之鼻祖——关公,也本是个地地道道的投降者,更无所谓千里送皇嫂与千里走单骑。据史书《三国志》记载:“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刘备)奔袁绍。曹公禽羽(关公)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在《三国志-武帝纪》中又写道:(刘)备走奔(袁)绍,(曹操)获其妻子,备将关羽屯下邳,(曹操)复进攻,(关)羽降。”

一句“羽降”足见关羽当时是降了的。而《三国志》中亦不见关羽义薄云天地送皇嫂与千里走单骑。显然,那一出自《三国演义》,看着让我们感慨不已血热衷肠的段落,乃是出自虚构。拿一个虚构之义来壮一己之私,这多少有点沽名钓誉了。

二十一世纪了,人还活在江湖,我不知这是悲是喜?

其实说穿了,江湖亦属小型化的专制体制,只是与大集权在利益分配上有了冲突,但本质如出一辙,甚至同构对应。比如它们都需要一个绝对核心,都需要讲究绝对忠诚与服从,为什么读书人就看不到这一点呢?有人会说,江湖之人行跪拜是正常的。那么我想问了,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谓江湖,莫非就等同于跪拜?无跪拜则无“江湖”吗?又有人说,江湖有道义规矩。那我想强调一句:道义规矩并非仅在江湖,江湖之外亦存规矩。江湖只是某些人瞒天过海一托词。甚至还有人说了,江湖一旦灭了,民主思想也无存了,此一说法实属荒谬。我想问的是,我们是因了江湖,还是基于我们独立的个人存在而秉持民主思想?可见思想启蒙在中国,道路依然漫长,我们还陷在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中。

围绕“收徒跪拜”事件,还有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此一跪拜仅属私域,既是私域则别人无权干预。在我看来,所谓私域无权干预一说,指的仅是权力者无权涉入,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皆可进入社会批判的视野与范畴,不能因其属于私域就获得了无权者之批评的赦免。毕竟,批判与揭露跪拜陋习无关干预,它仅涉及对现代道义与人之尊严的捍卫。

但即便如此,你依然可以坚持你之跪拜。但批评自会在其文化批评中履行它的必要之职责,别人同样无权干预——这也包括一意孤行的“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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